《瓦格纳五讲》是法国著名哲学家阿兰·巴迪欧参加一场关于哲学与音乐关系研讨会的讲稿，并最终汇聚成一部出色的思想文化著作。全书以瓦格纳的音乐为中心，分为五个部分：当代哲学和瓦格纳问题以及菲利普·拉库·拉巴特的立场；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作为哲学问题的瓦格纳；瓦格纳事件的重开辩论；帕西法尔的迷宫等。探讨了作为特例的阿多诺与普遍意义上的当代哲学，以及普遍意义上的音乐与作为特例的瓦格纳的关系，是一部关于音乐与哲学的心灵之作。本文为《瓦格纳五讲》中一篇，点击阅读原文可购买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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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艺术”的问题

文

阿兰·巴迪欧

译

艾士薇

校

邓冰艳

以上就是反对瓦格纳的六种观点，这些责难基本上让他成为了失败的标志，成为了伟大艺术终结的标志。这里所说的伟大艺术，其目的在于通过新生时间经验的创作，在音乐中树立一种伟大的新形象。伟大艺术不是某些可以在静态的伟大形象中自我实现的事物，相反地，它是对“伟大”这一概念本身的不断革新。这显然正是瓦格纳的观点，但是我们认为，在他想实现的事业中，瓦格纳失败了。

尼采认为，伟大艺术的计划本该被“伟大政治”的计划所取代。对于后期的尼采来说，这一计划确实是个困扰。就我的立场，我认为，尼采和瓦格纳之间最终的冲突与这个事情有关:尼采最终得出结论认为，在19世纪末，与其说我们需要伟大的艺术，毋宁说我们需要“伟大的政治”。然而，我们所指的瓦格纳的“伟大艺术”，既不是一种伟大政治，也不可能被伟大政治所取代。因此，为了让一种伟大政治诞生，我们有必要摆脱瓦格纳、忘记瓦格纳。今后，人们将不得不接受的观点是，在音乐上对革新的寻觅必须抛弃伟大艺术的神话方案，它不能够再继续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我们可以说，这种如同“减法主义”的新视角，必须“减掉”的是那种古老的有关“伟大的”理想主义概念。这种类型的减法主义，不仅仅在音乐领域中占据过主导，同样，在20世纪艺术的每个部分也曾占据着主导。让我们回顾一下:

——诗歌必须变得与散文不易区分;诗歌必须放弃尝试着体现或者规定语言格律的伟大，转而回到一种更为中庸的标准。

——在绘画中，形式的绝对必要性必须要为并置式组合短暂的不稳定性腾出位置，在还没能建成任何一种永恒或伟大的稳定范式前，形式的必要性就被瓦解了。

——舞蹈必须要呈现现实的、昙花一现般的或者痛苦的身体意象。

——作为历史普遍综合的小说已不再可能。

——音乐最终应该是无调性的、无主题的和非形式的，等等。

瓦格纳被以否定的方式下定义，他成为了一种负有责任的形象，因为他就是伟大艺术至高点的象征。就这点看来，我们几乎可以说，他在音乐史上所占据的地位，可以与黑格尔在形而上学史上的地位相媲美;他就是艺术界的黑格尔。在这个范畴里，通过其系统性的失败，瓦格纳终止了作为其主体绝对性恰当方案的“伟大艺术”方案。这就等于说，反对瓦格纳的论据，就是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在艺术形式下的等同物。这些论据可以总结如下:伟大艺术之所以是不可能的事情，必将被批判或被瓦解，是因为:A.它是对总体性的美化，它以总体性为前提，其首要目标是总体性的诱惑;B.为了成功达到总体性，它被迫在达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使用一些辩证技巧，这些技巧同时也是一些人为的束缚。

因此，瓦格纳(顺便说一下，像黑格尔那样)作为象征某些事物终结的界标，作为我们雕琢“此处，伟大艺术方案终结”或者“最后伟大的形而上学长眠于此”的纪念碑，幸存了下来(毕竟，他们两人都成功地摆脱了一个又一个的责难!)。瓦格纳最终作为一个巨大的陵墓，矗立在了“无法实现的伟大”的墓园中。正是出于这个原因，瓦格纳一直被认为是一个“事件”(cas)。

我的意图在于，针对上述运动，建立一股逆流。我将尝试着为这样的观点辩护，尽管我在前面回顾的这些谴责是逻辑严密的、有重要意义的、可靠的，但如今已到了该书写附加篇章的时候了!这一篇章主要用来反驳将瓦格纳作为对象的各种谴责。一如既往，一旦你着手书写附加篇章，那就意味着你的观点不同于主流观点，也就是将瓦格纳视为音乐界的黑格尔的观点，同时在伟大艺术问题方面也有不同的见解。

我所捍卫的立场是，我们处在伟大艺术复苏的前夜，而且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不惜乞灵于瓦格纳。我的假设是，伟大艺术可能再一次成为我们未来的一部分。我不知道如何成为未来的一部分，但是我坚信这一点。伟大不再只是我们过去的一部分，它同样也会成为我们未来的一部分。认为如今所论及的伟大与先前的伟大并非是一回事儿，这是没有意义的。那么，这里所涉及的是哪种伟大呢?

这里涉及的当然是伟大艺术，但是，是与整体性割裂开来的伟大艺术。这种伟大艺术不应该被视作对整体性的美化，而应该被视作与整体性的分离。很明显，这里涉及到的是另一种秩序的伟大:它可以是一种没有英雄主义化的英雄主义，一种缩减为战争范式以及其他这类事物的伟大。我们可以用多种方式来表达这一事物。这一伟大的新类型，可以作为我们当前形式的构成部分而被表现出来，在这种形式下，我们很可能会发现，我们面对的是两个不同的瓦格纳。

第一个瓦格纳，是那个经过“瓦格纳事件”的争论构建起来的瓦格纳，也就是我到目前一直在谈论的瓦格纳。我并不是说这个瓦格纳就不存在(这样做是荒谬的，因为这一事件是被合情合理地建构或讨论的)，但是我认为，他整个地与“伟大艺术”被终结这一假设关联在了一起。他占据着伟大艺术的位置，但这里的伟大艺术是作为一个已经终结的事物而存在。然而，如果伟大艺术同时也是一项面向未来的创作计划，而不仅仅是某些事物的终结，如果其复兴指向不久的将来——即使相较与整体性割裂的伟大艺术，当今的艺术生活，在某些范畴中，深受无法避免的过失与苦难的折磨——那么，瓦格纳就能够被各种方式复兴。因此，我们将会与第二个瓦格纳打交道。我们需要将瓦格纳视作这样一个人，这个人针对伟大艺术发表了他的见解，在今天，我们可以用不同于瓦格纳自己的理解方式来看待这些见解，或者我们也可以用不同于那些构筑“瓦格纳事件”的人的理解方式来看待这些见解。以上就是我的假设。

事情本身不会改变，我们不能只是用整体性的方式对瓦格纳加以理解，因为我们所需要面对的是与整体性割裂的伟大。因此，我们必须在瓦格纳式的碎片中冒险。这倒不一定意味着，整体性要被忽视，而是说，我们可以在碎片中、在局部里重新找到整体性的踪迹。在这里，连续性与不和谐音、局部与全局在音乐方面和戏剧方面相互对峙。我相信，以碎片化独特的、适当的方式论及瓦格纳——通过他的未来、他的艺术进程，也就是说，在微观层面进行讨论——我们将有可能在连续性与不和谐音、局部与整体之间的对峙本身中为瓦格纳辩护，帮助他抵抗用来责难他的六种罪状。因此，我将从检察官的身份转变为辩护律师的身份，因为材料已经有了明显变化，这里的诉讼也将不再与之前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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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格纳五讲》

阿兰·巴迪欧著

艾士薇译

邓冰艳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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