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讯娱乐专稿（文/王穆岩）

奥利维耶·阿萨亚斯是法国著名导演和编剧，年推出了关于侯孝贤的纪录片《侯孝贤画像》。年导演的《清洁》将张曼玉推上戛纳电影节影后的宝座。阿萨亚斯是台湾电影新浪潮的老朋友，他的《侯孝贤画像》其实不仅仅是一幅肖像画，更是一卷台湾新电影的山水画。通过这部电影的拍摄，他在向自己的老朋友侯孝贤完成了致敬的同时，也缅怀了整整一代的新电影弄潮儿。个中因缘，请听他婉婉道来。

▲阿萨亚斯与侯孝贤

腾讯娱乐：您是怎样发现侯孝贤电影的？

OA：我很早的时候以一种略有意外的方式发现了他的电影，也就是说我还年轻，还在《电影手册》作为影评人的时候。那是在年，我去了香港，和夏尔·泰松（CharlesTesson）一起完成了一个香港电影的特辑《香港出品》。在那我遇见了一个台湾《中国时报》的记者，他叫陈国富，相熟了之后他就有点“苛责”地对我说，你们手册一直致力于发掘现代性的电影，为什么要做香港电影这样一个完全产业化、工业化复制不止三十年的东西。在台湾有一些新的导演，他们的工作一定会让你们更感兴趣。我认为他说的话确实与我们当时的想法相符…

腾讯娱乐：为什么您觉得他的话与当时的想法相符？

OA：因为香港的类型电影工业确实与当时手册的精神其实是并不相符的，我们更追求的是一种现代性，或者某种程度上通过简朴的手段对于现实主义的追求，这些都其实与大制片厂的电影是相反的。而且我们那时候主要的想法是要支持年轻人，正是在这种想法和宗旨下，我们从最初在批评界支持了台湾电影新浪潮，杨德昌、侯孝贤等等，他们那时也刚刚开始拍片。杨德昌的《海滩的一天》（）在某个有点遥远的电影节上获得了一个奖...

腾讯娱乐：夏威夷电影节...

OA：总之这部电影稍微有了那么一点点国际回声，这也是当时台湾新电影第一部稍微向外跨出一步的电影，人们在其中发现了一些现代性的端倪。回到开头，于是之后陈国富请我去了台北，那时候仍然还是戒严时期，他在中影制片厂为我组织了放映，不仅有这些导演之前的作品，比如《风柜来的人》（），那时候的英文名还是AlltheYouthfulDays，而不是现在通用的TheBoysFromFengkuei；还有杨德昌的《海滩的一天》，另外也有两部前两者参与合拍的集锦片，《儿子的大玩偶》（）以及《光阴的故事》（），我当时立刻就被这些电影的质量震惊了，这与之前我们对中国电影的认识甚至和香港新浪潮电影的认识都不同，它们有着不同于方育平的情怀和异于徐克的怪诞，它们更加中国，也更加现代，这在当时的大陆是还没有可能发生的。白天看电影，晚上我们则在一起吃饭，很快地我就和所有这些年轻的导演熟稔起来。而在这些电影中我尤其喜欢《风柜来的人》，它与任何别的电影都不像，虽然杨德昌的电影也很棒，但侯的这部电影更有一种原始的力量，有些粗咧，让我想起了皮亚拉（MauricePialat）的电影。

腾讯娱乐：啊…它让您想起了皮亚拉的电影？

OA：是的是的，我看到相同的原始和本真的电影力量，发自于自我，而不是来源于其它的地方。我立刻觉得这可能是中国电影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情况，而自己应当是这个运动的见证者。对于我来说，这些导演打开了中国电影现代性的大门，使得之后的中国导演可以与世界范围内其它国家的导演进行“对话”。

▲纪录片《侯孝贤画像》海报

腾讯娱乐：当时的您就把这些电影认为是中国电影？

OA：是的。当时的我将台湾当作一个现代化中国的样板和试验，虽然陈国富总是不断地提醒我台湾社会的特殊性，以及这种特殊性的独特而自成一体之处，因为他是非常台湾的人，但是对于我来说，台湾社会的特殊性是中国社会特殊性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

腾讯娱乐：值得说明的是您进入《电影手册》的时候（年），杂志刚刚在塞尔日·达内（SergeDaney）的带领下离开了长达十年的“极左”时期，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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