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4月，我年近80的外公黄文吾从金山梅州社区居委会领回了由上海市人民政府退伍军人事务部监制的“光荣之家”牌匾。外公颤颤巍巍地把牌匾钉在他的门头，一脸满足地欣赏着他的“光荣之家”。

外公自年从上海石化总厂化工二厂退休后一直和我的父母住在一起。为了这块“光荣之家”牌匾，外公让我的母亲开车从浙江平湖到金山石化跑了两趟。20多年来，我对上海和金山的感知，很多内容来自外公点点滴滴的回忆。

我的外公曾在上海作协工作过。那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时候的事情，彼时的上海作协可谓群英荟萃。巨鹿路陕西路口的上海作协，每天大门口进进出出的，都是些上海文坛的大人物，巴金、魏金枝等人都在这里办公。当时肖岱与哈华两位分别主编的《收获》与《萌芽》，早已响彻大江南北，一本提供了最好的平台，当代文学史上人们耳熟能详的许多作品，均从《收获》走向文坛。另一本则是陪伴无数人青春年少的刊物是满足不同文学土壤所需的养分，让文学在所及的每一处生根发芽。

外公写得一手漂亮的钢笔字，在部队时曾是司令部文书。年，外公从部队退伍后被分配到上海市委宣传部，宣传部又安排他到上海市作家协会担任文书工作。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那时也算是凤毛麟角的存在，从部队退伍的战友从事各行各业的都有，唯独文职不多。回忆进入作协的第一天，门卫处的大爷一上来就问外公是从哪个大学毕业的。这并不奇怪，当时只有大学生才能进上海作协工作似乎是那个年代的共识。曾经的大学生并不像现在这般普遍，每一个都是百里乃至千里挑一的人物。能以退伍军人的身份进入作协工作，从这个角度看，外公所说的凤毛麟角毋庸置疑，我甚至觉得再说起这事儿时，他能再带上些许自豪的神采。

外公年轻时

上海作协机关内设办公室、组织人事室、创作联络室、对外联络室、研究室等六个部门，外公担任的文书是办公室的一个职位，主要为作协领导对外联系一些事情，收发文件、整理材料、安排差旅、做好会务等服务工作。由于当时作协工作人员不多，外公一度还兼过出纳和会计。因为需要时常忙于应付各项会议的准备与记录工作，他与时任上海作协主席的巴金有过不少接触。

巴金是一位无人不晓无人不知的文学巨匠，而在日常生活中巴金更是一位平易近人的长者，没有任何架子，很好相处。在刚参加作协工作的那段时间，由于并不认识作家协会内及来参加会议的各路文人墨客，外公在会议的记录上曾碰到一定的困难。或许是理解外公那时初来乍到的难处，在那段时间里，每一次会议开始前，巴金都会拿着花名册，帮助外公一个个指认出到场发言人的姓名。

巴金

年3月，外公带着我年幼的姨妈随巴金等上海文艺界人士到奉贤塘外上海文化系统五七干校时，和巴金等作家对面对睡在一个大统间，当时一起的还有抽8分钱一包“生产”牌低档香烟的上海作协文学研究所的王元化和青年话剧演员焦晃等。在五七干校下地劳动时，外公照顾巴金年岁大，不让巴金干挑稻等重的体力活，只做些拾稻穗的轻活。

外公在上海作家协会上方花园宿室前留影

年，外公离开奉贤塘外五七干校后，就到上海第四制药厂参加劳动。在药厂工作五年后，外公于年调到上海石化总厂化工二厂工作。上海石化一期工程于年6月投产运营，这里是中国规模最大的炼化一体化综合性石油化工园区。在当时的大环境下，去工厂工作似乎是一个好的出路，因为工厂有奖金，收入比在机关要高一些。所以尽管后来外公还有机会回上海作协工作，但当工人有奖金似乎对外公更有吸引力。然而在企业成为凤毛麟角的机会并没有那么多，外公这次并没能成为那独特幸运的一位，而是在上海石油化工二厂开始日复一日的工厂生活。

外公（前排右2）和上海石化总厂化工二厂机修车间同事合影

那时候的金山，大部分地区均为农田，城镇基础设施落后，基本没有大型商商场，滨海地区更是人烟稀少，一片荒芜，只记得沙滩上不断进行着填海作业。外公在金山的生活平淡，但饶有趣味。如果说总厂职工乒乓球大赛上第五名的成绩点缀了宁静生活，那义务参加的职工物价检查，则是外公在工余时间乐此不疲的事。

70年代石化城区

外公是上海石化总厂首批职工物价监督员。工厂八点多上班，外公却需要在天还没亮的五点出门，并非为了通勤，单单是为了赶上菜场开门，去做一件大伙儿认为很傻的事儿。没有额外奖金，只有0.2元的早餐补贴。

90年代的石化城区

年的一天清晨，梅州菜市场人声鼎沸，摩肩接踵。本就算不上宽敞的通道两边摆满了各色摊位。在拥挤的人群中，外公与几位拿着小包的人缓慢前行。虽然他们每到一个摊位都要查看一番，但不会买任何的东西。相较于商品，他们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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