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拉巴特 >> 拉巴特文化 >> 摩洛哥见闻一场土耳其婚姻引发的逃亡
高思琦
一
年6月，摩洛哥拉巴特。
穆罕默德五世大街上熙熙攘攘，太阳正要落山。我独自在人群中快步穿行，耳边忽然传来一声响亮的问候。
路边站着一个瘦小的女人，五十来岁，满头灰色的卷发，手里拿着一束鲜红的玫瑰。我停下脚步。她甜甜地笑起来，抽出一支玫瑰递给我。
“你是哪里人？”
“中国人。”
“我可以和你说说话吗？”
“当然。”
我接过花，给了她十迪拉姆，她便跟着我一同往老城方向走去。她的英语不错，口音长相都不似本地人。
“我来自土耳其，可我无法在那里生活。”她自顾自说着，并不等我回答。“我的前夫一直用各种手段扰乱我的生活，想逼我回到土耳其去。”
“他们给我加上莫须有的罪名，我的家人也离开了我。”“我会说五国语言，却找不到工作，没有人敢收留我。”
突如其来的信息让我一度怀疑她是否精神错乱。
一条路很快走到了尽头，我们分道扬镳。
二
大约过了一周。阳光明媚的午后，我在同一条路上看到她。她坐在地上，专心致志地编织着花色各异的手包，身前的摊子上摆满了各种待售的成品。我试探着跟她打招呼。
她抬头笑起来。“我就知道还会再遇见你。”
“你好吗？这些包包真漂亮。”
“我还是老样子。”她指着地上的摊子说，“挑一个吧，是我送给你的礼物。”
我拿了一个米色的绣花包，她大笑起来。“我就知道你喜欢这个，花纹看起来很有中国风吧？”
“有点儿。”我也笑起来。
“下周我和三个欧洲国家的大使馆有约，我们会讨论政治避难的事情。”她兴奋地说，“以前我去过那些大使馆很多次，都无果而终。祝我好运吧。”
仿佛忽然想起了什么，她从身后掏出一张纸塞到我手里，纸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字。“这封信里有我的故事，你看看吧。”
三
我从信中得知，她叫尼露芬。信的内容如下：
我是一个女人，53岁，拥有土耳其国籍，是叙利亚和埃及混血。我曾经在德国生活了30年，法国5年，其他欧洲国家一年。我的家族是阿列维派穆斯林。在摩洛哥，我被迫四处寻求政治庇护，因为土耳其已经决定要把我关进监狱。我的大儿子写信指控我，并且把信交给了安塔利亚的法庭。我的儿子奥尔罕告诉我，他的爸爸伊斯梅尔强迫他向德国政府写信指控我，而伊斯梅尔从我们结婚开始就一直在与我作对。他也曾经写信恐吓我，我的家人因受他要胁而不敢把这些信拿出来。他在给我父母的信中写道：“如果你们想阻止一场大灾难，就必须帮我和你们的女儿重新生活在一起。如果不这样做，我不会害怕任何人！”在给孩子们的信中，他要求他们一同针对我造谣污蔑。我曾经把他的这封信交给土耳其和德国政府，但没能让他停下来。后来，德国想让我的孩子们和他们的爸爸一起坐牢，但我不希望这样。在这里，在拉巴特，土耳其人依然处处与我作对，正义也没有审判他们。每天他们都会到我工作的地方骚扰我。他们至今仍在威胁我，因为他们知道没有人能对他们做什么。我必须离开摩洛哥，因为这里的土耳其人永远不会让我有片刻的安宁。我的未来在欧洲，我有36年在欧洲生活的经历，所以在那里生存会容易些。我会说五国语言，有各种工作的经验。过去的六个月我没有吃饭，也不能为自己的状况找到出路。欧洲国家拒绝给我庇护，在土耳其也没有人会接纳我。我在土耳其的家人常常说，我最好回到前夫身边。但他们不明白，他一定会杀了我！我的前夫一直在说我的坏话，而我的家人很害怕。土耳其政府用尽各种理由想把我除掉，甚至在那个伊斯兰社会里说我是犹太人或者亚美尼亚人（笔者注：亚美尼亚人多为基督徒），让人们觉得我是对土耳其来说是个危险人物。摩洛哥人帮助了我很多，但政治与公平并没有真的和我站在一边。年报纸上关于尼露芬的报道。当时她在土耳其安塔利亚露宿街头，用五种语言打出求助标语。
图片来源：尼露芬的Google+主页
四
转眼间一年过去。年的一个夏夜，我经过穆罕默德五世大街时，忽然听到尼露芬的声音。即使在黑暗中，我也能看出她又瘦了许多，面色憔悴，笑起来却依然神采奕奕。
“你还在这里！”
“是的，我还能去哪儿呢？”她笑着说，“你也在这里呀。”
“你吃饭了吗？”
“我不想吃饭，也没钱吃饭。”她晃了晃手里的玫瑰，说必须要把它们卖完。
我说服她和我一同去了老城的一家饭馆，她用蹩脚的阿拉伯语点了面包和蔬菜。席间她忽然说，“真希望有一天能去中国看看，那是我从小的心愿。可是现在我连生活都困难，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实现。”
我不知该如何作答。除了偶尔邀请她吃晚饭，我无力帮助她。
一边卖花一边抗议的尼露芬。
笔者摄于拉巴特，摩洛哥。
她又自顾自说着。“我们伊斯兰教有句话叫‘求知，哪怕远在中国’（笔者注：这句话是阿拉伯谚语，并非穆圣所说）。我常常想，为什么是中国，而不是欧洲或者美国呢？中国一定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吧。”
当时正值斋月，我便问她是否封斋。
她自嘲地笑起来。“不，我天天都在禁食啊，哪里还需要斋月。有一次，我到路边的一个餐馆想吃点东西，当时穿的就是这身衣服——灰色吊带连衣裙，肩上披着白色围巾。那个男服务生居然扯下我的围巾，把它像头巾一样绑在我头上，还说我穿成这个样子就不要去他的餐馆。也有路人对我说，你不封斋就滚出摩洛哥，因为这里是穆斯林国家。”
我惊讶地张大嘴，说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无礼的人。
她一点也不吃惊。“当然啊，外国游客这么多，个个都受到当地人款待。摩洛哥女生穿成我这样也不足为奇，但那些人知道我一个人孤苦伶仃，所以就敢欺负我。”
沉默良久，她又继续说，“其实大多数摩洛哥人还是很好的，他们让我在这里继续生活下去。”
“那你为什么不在摩洛哥安定下来呢？”我又问。
“我希望能再次结婚，但最好找个西方人吧。我不在乎他是基督徒还是别的什么，反正之前的经历已经让我对土耳其的穆斯林男人绝望了。最近我常去附近的一个西班牙教堂，虽然听不懂话，但在那里我不会有压力，而且还有免费的东西吃。我甚至在教堂认识了几个土耳其朋友，他们也对我很好。”
“那你有没有考虑去别的阿拉伯国家呢？”
“我的阿拉伯语不好，只能说些简单的话，也不会写。以前在学校里学的是土耳其语，阿拉伯语只是在家里说说罢了。况且又有哪个阿拉伯国家愿意收留我呢？我觉得寻求欧洲国家的政治庇护可能还更有希望。”
“我记得你以前去见过欧洲国家大使馆的人，他们怎么说？”
“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看我的护照，但我的土耳其护照早就被我一气之下烧了。现在没有护照就无法证明我的身份，我也弄不到新的护照了，所以跟他们谈话不可能有结果。”
“摩洛哥有没有机构可以帮你呢？”
“我去找过摩洛哥的妇女权益组织，但她们根本不理我。也许我的问题太复杂了，不在她们关心的范围之内。后来去的次数多了，门口的那个女人甚至不让我进去。她每次见面都礼貌地跟我说salam，所以我质问过她‘如果你真的希望我有和平的生活，为什么你的所作所为让我有相反的感觉？’”
“你的前夫到底为什么害你呢？如果他不喜欢你，又为什么和你结婚？”
“我的前夫是军人家庭出身的土耳其人，他们全家都为政府工作。他跟我结婚只因为我是阿列维派的阿拉伯人，他想借此机会渗透到我们家来。结婚之后他就开始打我，用各种手段造谣污蔑我，威胁我和我的家人。到那时候我才知道他的来历背景，但是离婚谈何容易。他家里的人脉关系太广了，我无论去哪儿都会被发现——即使是梅克内斯这样的小城市。辗转十七年，总算是离婚了，但我的家人都离开了我，我的儿子们也不再与我联系。我曾经努力向媒体说出真相，也在电视上讲过话，结果就是被投进监狱。现在每次看见外国人，我都在心里希望这个人是记者，能对世界讲出我的故事，或许会换来政治避难的机会。我第一次见到你时也是这么想的。”
五
几天之后，我在电话里听到尼露芬的声音。
“我生病了。”她说，“胃很痛，可能是因为长时间没吃东西。”
我问了她的住处，给她带去了几颗药。老城里面有个漆黑的小巷子，巷子里面有间不起眼的小旅馆，60迪拉姆一晚。她在路边呕吐，却还艰难地抬起头来说话。
“今天的玫瑰花也许卖不出去了，我耽误了太久。平时我白天卖手工包，晚上卖花，赚的钱刚好可以付房费，如果还有多的我就可以吃饭。但是这几天我生病了，如果付不起房费，只怕老板会赶我走。”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百迪拉姆，把十支花全部买下。“很抱歉我不能帮你什么，但至少今天你不必担心了。”
她虚弱地笑笑，又退给我10迪拉姆。“最后一支就当是我送给你的，我们是朋友啊。”
笔者“半买半卖”的玫瑰花，摄于摩洛哥，拉巴特
后记
在土耳其，尼露芬因为种族和宗教而遭受歧视性政策，被迫流离失所。欧洲，这个曾经接纳过她的地方，也因为种种原故不愿再收留她。在摩洛哥，这个街头卖花的外国女人时常遭到欺压嘲弄，希望也一次次落空。世界之大，竟没有一个容身之处。
后来我在路上遇见过她几次。她说身体好些了，抗争还在继续，即使看不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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