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我们上一个时代的集体癔症是财富自由，当下的集体癔症又何尝不是在节节败退中与自我和解？但是他从不向自己索求和解，他仍然顽固地对抗自己的每一个身份，杀死摇滚教父，杀死艺术家，杀死企业家，杀死管理者，杀死那个孤独的巨人。

文

刘燕秋董力瀚

图片提供

摩登天空

Chapter1

孤独先生

北京是有多冷，玻璃水都冻住了？秦巍又拨了拨雨刷器，仍然没反应，挡风玻璃还是灰蒙蒙的，空空如也。这是一辆老款黑色奔驰，档次一般，七八年前就停产了。它停在铁皮房子对面，在一溜车位的最外侧。车里利索干净，除了一个水杯和一根充电线，座椅、台面上什么零碎都没有，但车外正相反，发动机盖上落满了灰尘和树叶，后来，连大院里的鸽子都忍不住来滋养一番。秦巍是给人家当行政主管的，他看不过眼，便忍不住开它出去，刺刺拉拉地洗干净，再停回原位，但一直到再次落满灰，日至寒冬，车的主人还是没有出现。这人哪去儿了？

避难所

办公室在三楼的角落里。那是一个舒适的房间，两个皮质沙发，相对而放。中间是白色的木质茶几，贴一侧墙面而立的是两排书架，堆码着大量外国杂志，音乐的、艺术的、设计的、生活方式的，茶几上也摆着一本，封面是歌手、马斯克的前女友Grimes——收藏杂志，是此间主人为数不多的爱好。

会客的时候，他会用舒适的姿势坐在沙发上，身体微微后仰，时而两手一摊，流露出一种领地主宰者的姿态。他身后的架子上摆着各种实用和不实用之物，比如无线音箱，吊臂台灯，落灰的唱机，有月桂色，有橄榄色，也有杉木纹的，多数是低饱和度，柔软的复古色。

在这里和他谈话具有物理上的挑战。每到下午三、四点钟，阳光便会从西侧射进这间通体透明的玻璃房，宛若发光的鱼缸，桌上的器具会扭动起来。这个房间是有百叶窗的，如果他拉下来，那么阳光会一条一条地映在墙上、地板上，可他很少这么做，所以来访者有时候会被晒得花了眼，眼前的他则笼罩在光圈里，人影镶出来金边。你很难得知这是主人的心机还是大意，不过还好，如果你稍微别过头，又会马上被治愈，穿过窗户格栅，你能看到冬日蓝天和风中树影。

这个房间变得更加为人所知。三年前彭磊上综艺替他扬了名，他就成了社交媒体的谈资，有人嘲讽他，有人崇拜他，更多人开始对他感到好奇。人们说他是缔造者，缔造了摩登王国，缔造了草莓乌托邦，是摇滚教父，是生产时髦和潮流的人；人们还说他是嗅觉敏锐，性格拧巴，热衷自我颠覆的嬉皮资本家；是抗拒社交，脾气急躁，又具有人格魅力的老板；是有内容洁癖的艺术家，是抠抠索索的商人。

沈黎晖，北京人，54岁，正在迎接他人生中前所未见的问题。年12月20日下午2点，经过漫长的约访和改期，我们又见到了他，地点就在这个房间。他刚回来没几天，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已经有1个月32天零7个小时没有来到这里了。过去几年，拥有不同权力地位，手握不同资源的人，都推开过这扇门，希望从他身上获得什么，摩登一切发想的肇始点也都是这里。在这栋楼里边，大约有二十个人向他汇报，做信息交换，他像个处理器，把信息集结、决策，再以结论分发出去，他热衷于工作，状态稳定，轻易不走板。他不能回到办公室，摩登这台机器的效率大打折扣，就好比汽车坏了引擎，电脑被切断了运算系统。

不能来办公室是最小的麻烦，更大的问题早就扑面而来了。过去二十年，摩登天空赖以生存的是三件事：艺人经纪，音乐版权以及现场音乐。但与疫情封控同步的，是现场音乐全面停滞，大型演出年只办了六场，而往年这个数字至少在两位数。

这家年创办的公司，是独立音乐的常青树，是乐迷的珍宝，是文艺中青年的避难所。即便周遭的世界下沉，也不影响它庇护着一小撮儿人群的精神狂欢。但年太不一样了，避难所在此时也失去了重心。一年间，摩登天空两次裁员。年初，沈黎晖主导了一轮财务测算，然后下定决心请一批同事“下船”，但他可能没有想到，年末他要再喇自己一刀，请更多人离开由他建造的避难所，时间就在这家公司25周年庆的前夕。

如果把时间拉长，你会发现下落是突如其来的。赶上了网络综艺和现场音乐的风口，摩登天空有过相当长的一段浪漫的乐观主义时期。年景好的时候，他们开年会去的是越南、东京、大阪，喝大酒，开泳池party。亢奋持续到年末，那一年，由于在东京没找到足够大的场地，他们干脆从北京出发，拉了一车酒和一车音响去阿那亚。但第二天的回程大巴上，疫情的消息开始扩散。美梦惊醒，他们发现的事实是，世界没那么恣意，世界并不由自己掌控。

“在那之前，我们觉得自己做什么都能成，没有任何问题。”坐在王四营办公室里的摇滚教父后来说，“前几年我们确实走了一些弯路”。他举了个例子，有一天，有同事突然敲开他的门，告诉他摩登应该做手机，理由是老罗能做，我们也能。“我给他臭骂了一顿，说你脑子有病。我觉得就是人膨胀了。那个社会氛围下就会让人有无所不能的感觉。有一点极度的乐观主义，其实也挺浪漫。”

浪漫也好狂妄也罢，都过去了。他们正在重新校准使命，沈黎晖开始抓住机会，向内走，整理自己和这家公司。

裁员摆在眼前，但很难说是否对他构成了困扰，至少他从未承认过。秋初我们见过一次，年底再见他变化不大，非要说的话，可能更沉默了，但不明显。他在我们跟前分别放了一盅绿茶，自己窝在沙发里，伸手抓过来一个陶瓷杯，摆在那儿没喝。这个时期其他人会彼此照应情绪，离职的、留下的员工们会小范围聚聚，去百子湾吃云南火锅，或者蒙古烤肉，有时候互相留几句坦诚相见的话，有时候没话说，那就各自回家。沈黎晖呢？他还是那个样子，如果有人找到他，多半是来倾诉压力，寻求纾解。我问，“有人会留意你的情绪么”；他说没有，“反正大家默认我是一个不需要安慰的人”。

世上的事庙上不见顶上见，沈黎晖的方法是勿论好坏，充分接受。更早的时候摩登就讨论过裁员，但基于乐观心理暂时没动。“我们一年前想裁人，好像还遮遮掩掩，这次我和沈玥说，‘现在谁裁人都不丢人，你干脆发条新闻也行，说摩登裁员30%，省得别人在外面说三道四’。”但是真实世界和沈黎晖是有时差的。年末倒数第五天，乌莉雅素发了一条朋友圈，这位经纪部副总裁说，“日渐利好”，附有六张海报证明了跨年市场的热度：梅卡德尔、九连真人、超级市场去了南京，重塑去了阿那亚，尧十三去了贵州瓮安，海龟先生和阿肆去了云南。

于是我忍不住问沈，你是否悲观过度了？他不承认，但也没否认。“我算是坚韧度很强的人了，但现在对我来讲，坚韧的东西还有，乐观没有了，坚韧而不乐观。”我们谈话的几个小时之前，有个同事给他打来电话，说谈成了某个音乐节项目，投资成本由对方全部承担，但要求摩登签一个兜底条款：至多亏万。“我说‘我不会支持你这个想法的，我们现在要更加保守’。”沈黎晖说。

保守？保守什么时候跟摩登联系上了？石青（化名）在摩登工作过五年，加入之前他听过不少都市传奇：比如“老摩登”倡导过上班打卡，某天行政部发布了一份考勤打卡的通知，第二天，最早到的员工却发现，打卡机被踹到地上，废了；再比如某个时刻，摩登办公室里出现了一位全裸的同事，站在会议桌上，试图表达些什么。对石青来讲，那个口口相传的，冲突的、浓烈的、肆意的摩登，正是他和其他精神上没有着落的年轻人的避难所。

而沈黎晖和那种破坏性相去甚远，他更偏建设性。比如他最怕别人喊他“摇滚教父”，说总觉得像个结束语。他和行业里的多数人都不一样。音乐圈从来不乏张扬又散漫的人，但他朴素寡淡，“不谈情面，只谈法理”——这是张翀硕的概括。这次见面，他穿了件牛津领白衬衫，领尖用贝壳纽扣固定，竖在那里，像是要把脸包裹住。我想起来有人说他封闭了通往内心的门，即便与他每天见面，吃饭，开会，聊天的人，也无法真正接近他，这几年尤其如此。关于这一点，你问他，他就承认，但又说不清为什么，他似乎没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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