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族性——就其有赖于对崇高与优美的不同感受立论文｜康德[我的目的完全不是要详尽地描述各个民族的特性，我仅只是要勾画出崇高感和优美感在他们身上所表现出的某些特征。人们可以很容易想到，对这类的记述只能是要求有一种还过得去的正确性，而它那原型则只能是呈现在那些要求着美好的感情的大多数人的身上，而且也没有哪个民族是缺少能符合这种最优秀的品质的心灵状态的。由于这个缘故，偶尔可能加之于某个民族身上的责难就不会冒犯任何人了，就好像是它有着这样一种性质，即每个人都可以把它像一个球一样地再抛给他的邻人。这种民族的差异究竟是偶然的，还是要以时代和统治方式为转移，或者是与气候的某种必然性相联系着；这一点我在此不加以讨论。]在我们这部分世界[“我们这部分世界”指西欧。]的各个民族里，我的意见是：在优美感方面最使自己有别于其他各个民族的，乃是意大利人和法兰西人；而在崇高感方面则是德意志人、英格兰人和西班牙人。荷兰则可以看作是这样一个国家，在那里，这类更美妙的情趣相当地不为人所注意。优美本身或则是令人销魂的和感人肺腑的，或则是开心的而又迷人的。前者之中有着某种崇高的成分，处于这种感情之中的心灵是深沉的和热烈的；而处于第二种感情之中的心灵，则是开心的和欢乐的。第一种优美感似乎特别适合于意大利人，第二种则似乎特别适合于法兰西人。在有着崇高的表现的民族性中，它或则是属于惊恐型的（那有点近似于冒险），或则是一种高贵感或壮丽感。我相信，有理由可以把第一种加之于西班牙人，把第二种加之于英格兰人，把第三种加之于德意志人。壮丽感就其本性而言，并不像其他各种情趣那么地原始，而且尽管它有一种模仿精神可以和任何其他的感觉结合在一起，然而它却更其适宜于辉煌的崇高；因为它确切说来乃是由优美和高贵相混合的一种感情，其中每一方就其本身来考察，都是很冷淡的，从而心灵就有充分的自由可以利用它们的这一结合来观察事例，并且还需要有它们的那种动力。因此，德意志人就比法兰西人更少具有优美的感情，就比英格兰人更少具有涉及到崇高的感情；然而在出现两者相结合的情况下，那就更符合德意志人的感情了，这时候他就可以有幸避免这两种感情中的某一种过分强烈所可能形成的错误。我提到艺术和科学，只是一笔带过，然而对它们的选择也可以证实我们所论述的它们那种民族的情趣。意大利的天才，在音乐、绘画、雕塑和建筑方面，显得特别突出。所有这些优美的艺术，在法国也可以发见有着同样美好的情趣，尽管它们的优美程度在那里比较不太动人。有关诗歌的与讲演的完美性的情趣，在法国更多是属于优美的范围，而在英国则更多是属于崇高。美好的开心、喜剧、可笑的讽刺、爱情的调笑和轻快而自然流畅的写作方式，是法国那里所固有的。反之，在英格兰则是内容深刻的思想、悲剧、史诗以及一般说来是由机智所铸成的沉甸甸的黄金，而它们在法国的锤炼之下是本可以被打成大片薄薄的金箔的。在德国，机智仍然以其金箔在闪闪发光。以前，它原是光耀照人的，但是由于范例和这个民族的理智，它确实是变得更加迷人和更加高贵了。然而，比起上述那些民族来，前者却更缺乏纯真，而后者则更缺少一种勇往直前的冲刺力。荷兰民族对于一种艰辛的秩序和一种令人烦忧与困恼的明媚风格感到兴趣，这就令人设想他们对于天才之毫无矫揉造作的自由活动是很少会有什么感受的，那种美只会是由于焦虑地防范着错误而被弄成了畸形。而最足以抗衡一切艺术和科学的，就莫过于冒险的乐趣了，因为它歪曲了成其为一切优美和高贵的原型的大自然。因此，西班牙民族也就很少表现出自己对于优美的艺术和科学有什么感情。各个民族的心灵特征，从一切对他们已成为了道德性的那些事物之中是最能够识别出来的；因此之故，我们也要从这个观点就他们对崇高和优美的各种不同感情来进行考察[这里几乎没有必要重复我前面的辩解。在每个民族最美好的那部分里，都包含有各种各样值得称道的性格；而凡是受到这样或那样谴责的人，只要他是足够美好，都会理解他自己由于这一点——即，把其他的每一个人都委之于命运，而唯有把他本人作为例外——而得到的好处。]。西班牙人是恳挚的、沉默的和真诚的。世界上很少有比西班牙更正直的商人了[按，康德本人显然有机会直接观察到他此处所概括的各种现象。据Stuckenberg《康德传》（伦敦，年，第2—4页）的记载，18世纪康德的故乡哥尼斯堡曾是各国商人和学者云集的地方。]。西班牙人有一个骄傲的灵魂，对于伟大的行为要比对于美丽的行为更有感情。既然在他那些成分中很少能发见有什么慈爱温柔的善意，所以他就往往是粗暴的而且还很残酷。“信仰行为”[“信仰行为”（AutodaFe）为中世纪至近代初期西班牙异端裁判所对于所谓异端所施行的惩罚，通常是把异端在大庭广众用火烧死。]之所以得以维持，与其说是由于迷信，倒不如说是由于这个民族的冒险品性所使然，那被一种荣誉而恐怖的场面所激发，于是我们就可以看到圣·贝尼托[圣·贝尼托（SanBenito）原为本笃教派创始人圣本笃（St.Benedict，—年）所创制的一种僧侣服装。异端在被审判并悔罪后，就穿上这种黄色的圣·贝尼托服装，被涂成火焰和魔鬼的形象。]的装束被涂成魔鬼的形象并被投入由狂热的虔诚所点燃的火焰里去。我们不能说，西班牙人要比任何别的一个民族都更傲慢或者更狂热，只不过他在这两方面都属于一种既罕见而又非凡的冒险方式而已。把耕犁插在田地里，自己则佩着长剑、披上斗篷在田野上漫步徘徊，直到过路的陌生旅客已走过去了为止；或则是在一场斗牛中，这一刻间全国的美人都揭开了面纱受到人们仰视，于是他便以一种特殊的敬礼通报他的女主人公，然后便以一场与野兽进行危险的搏斗来向她致敬，——这些都是非凡的而又罕见的行为，它们是大大违背了自然的。意大利人似乎有着西班牙人的某些东西和法兰西人的某些东西的一种混合的感情，他们要比西班牙人有着更多的优美感，又比法兰西人有着更多的崇高感。我以为，他们道德性格的其他特征都可以用这种方式加以解释。法兰西人对于道德美怀有一种压倒一切的感情。他是彬彬有礼的、殷勤的和愉快的。他很快就会成为知心，他在社交方面是开心的和自由的；“一位格调很高的先生或女士”这种说法，只有对于一个曾经接受过法兰西人那种彬彬有礼的感情的人，才具有一种可理解的意义。即使是他那并不少见的崇高的感情，也是服从于优美感的，并且只是通过与后者的一致才获得了它那强烈的力量。他非常之喜欢机智，并且会毫不犹豫地为了一种念头而牺牲真理的某些东西。反之，当一个人无法可以机智的时候[在形而上学、道德学和宗教学上，人们对这个国家的著作可能是不够警觉的。通常那里是被许多美丽的错觉所盘踞着，它们都是禁不起冷静的研究的检验的。法兰西人喜欢勇敢者的宣言；不过为了要达到真理，人们却不能凭勇敢，而是必须警觉。在历史学中，他喜欢轶闻逸事，而这些里面所最不缺乏的就是他希望它们都能是真的。]，他也会表现出与其他任何一个民族的每个人的同样深沉的眼光，例如在数学上和其他枯燥的或深奥的艺术与科学上。一个BonMot[好字眼]在他并不像在别的地方那样只有一种过眼烟云的价值，它在如饥似渴地被人传播着并在书籍中被人保存着，就像是最重大的事件一样。他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公民，并且是以讽刺去报复总承包人的压迫的，不然的话就是通过议会的抗议，而这些在它们赋予了人民的父母官以一种与其形象相称的美好的爱国面貌之后，也只不外是为他们举行一次光荣责难的加冕礼罢了，而且还会受到衷心的赞歌的颂扬。最能表现出这种人民的优异性和民族才干的对象，便是女性了[在法国，是女性定下了一切社团和一切交际的调子。当然不可否认，聚会中没有美丽的性别将会是很无趣的和很无聊的；不过，如果女士在这里发出了优美的声调，那么男人在他那方面也应该发出高贵的声调。否则的话，社交就会是同样地无聊了，但是这却是出于相反的理由：因为没有什么东西是像纯属一派甜言蜜语那么样地令人反感了。按照法国的情调，就不能说：“先生在家吗？”而是要说：“夫人在家吗？”“夫人在盥洗。”“夫人心情欠佳。”（这是一种美妙的抑郁情绪。）总之，一切谈话和一切乐趣都专心致意于夫人并且联系到夫人。然而，女性却决不因此就更受到尊敬。一个调笑别人的男人，总是没有感情的，无论是在真正的敬意方面，还是在温存的爱情方面。不管别人是怎样理解，我总不会说卢梭所曾那么勇敢地论断过的：女性永远只不过是一个大孩子而已[按，语出卢梭《爱弥儿》（巴黎，E.Flammarion，第页）。作者引用这句话时，稍有改动。——译注]。然而这位眼光犀利的瑞士人[指卢梭（Rousseau，—年）。卢梭出生于瑞士，是“日内瓦公民”，但生平活动在法国。——译注]，是在法国写下了这些话的，并且作为美丽的性别的一位如此之伟大的捍卫者，想来他对于人们没有能更真正地对女性给予敬意而感到气愤。]。并非是女性在这里好像比在别的地方更受人爱宠和重视，而是因为女性给予了机智、礼貌和良好的风度等等最可爱的才华以最良好的场合来焕发出它们的光辉。此外，一个虚荣的人，无论是哪一个性别，都永远只是爱自己，而异性则单纯是自己的玩物。法兰西人一点也不缺乏高贵的品质，只不过那唯有通过优美感才能活跃起来；所以在那里，美丽的性别就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更能有一种强而有力的影响，使得男性的最高贵的行为受到触动而发挥出来，——假如我们想要促进一下这种民族精神的取向的话。可惜的是，这些百合花并不吐丝。与这种民族性最接近的缺点就是愚蠢，或者换一种更有礼貌的说法，就是轻佻。重大的事情被当作是玩笑，而琐屑的事情却成了认真的大事。古时候，法兰西人唱着欢乐的歌曲，而且尽可能地要对女性表现得殷勤备至。在这些评论上，我有着正是这个民族自己的伟大权威人士站在我这一边。我有着孟德斯鸠和达兰贝尔[孟德斯鸠（Montesquieu，—年），法国理论家。达兰贝尔（D’Alembert，—年），法国启蒙运动的作家、学者。]站在我的背后，因而我可以安心地面对着人们满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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