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拉巴特 >> 拉巴特文化 >> 孙子兵法在英语世界的译介
译介历程历经四个时期
受地理环境、历史背景等因素的影响，《孙子兵法》 传入的国家是日本，而其英译的历程一直到近代才得以开启，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萌芽期：20世纪初期。年，由英国皇家野炮兵上尉卡尔斯·罗普翻译的首部英文版《孙子兵法》在日本东京出版，开创了《孙子兵法》英译的先河。罗普的译本是在日文译本“十三篇”的基础上二度翻译得来，所以不管是准确度还是完整度都有缺失，在风格上也偏向于“日式”。年，在吸取前作经验教训之后，罗普以《孙子兵法》的中文版本为原本对其进行了二次翻译，并将其命名为《兵书——远东兵学经典》。纵览全书，这部译作没有过多“日式风格”，并且增加了吴起兵法和英文索引，相较前作内容更加丰富。但由于语言和理解的障碍，罗普的译作仍有不少错误之处，所以不能算是成功的译作。年，英国汉学家和翻译家翟林奈选择以清代《孙子十家注》为原本对其进行英译，书名为《孙子兵法——世界最古老的军事著作》。翟林奈的译本行文流畅，逻辑严谨，且比较准确地传递出原作的兵学理论和哲学思想，因而被后人奉为《孙子兵法》的经典译作，对促进《孙子兵法》在英语世界的广泛传播有不容忽视的作用。发展期：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这是《孙子兵法》英译历程的快速发展期，先后共有6个英译本问世。 部是由马切尔·考克斯于年出版的《孙子的战争原理》。跟随其后的是年萨德勒的英译本。由于质量欠佳，这两部作品并没有引起太大反响。年，郑麐翻译的名为《孙子兵法——约写成于公元前年的军事指南》在重庆发表，这也是 部由中国人自行翻译的《孙子兵法》，对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具有重大意义。年，葛振先翻译的《孙子兵法》在台湾出版。同年，塞缪尔·格里菲思的《孙子的战争艺术》在伦敦、牛津、纽约发售。格里菲思本身有着良好的汉语功底，且对《孙子兵法》有着透彻的研究，所以他的译本拥有极高的完整度，一经发行就获得极高赞誉。《孙子的战争艺术》在当年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纳入《中国代表作丛书》，并成为后来转译他国文字最多的英译本，多次出版发行，是影响最为深远的《孙子兵法》英译本。年，唐文长编译的《孙子重编：中英对照本》发表，这是第二部由中国人译著的《孙子兵法》英译本。繁荣期：20世纪7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年尼克松访华开启了中美两国关系改善和发展的新纪元。中美交流的增多使得《孙子兵法》的英译进入繁荣阶段，无论是研究人员、研究领域还是研究成果都有重大突破。年，美籍英国作家詹姆斯·克拉维尔重新编辑出版了翟译本，鉴于其对《孙子兵法》颇具人文色彩的通俗解释和精心编辑，使得该书一经问世即成为发行最为广泛的《孙子兵法》普及读物。年，纽约斯特林出版公司出版了陶汉章将军所著的《孙子兵法概论》英译本《孙子战争艺术》，被列为“20世纪80年代最为畅销的军事理论书籍”之一。年共有三部《孙子兵法》英译本问世。 部是汉学家罗杰·埃姆斯（中文名为安乐哲）以我国西汉年间简本《孙子》为原本翻译，出版时名为《孙子兵法： 个含有银雀山新发现竹简本的英译本》。值得一提的是，该译本是最早以汉简为原本进行翻译的译作之一。第二本是拉夫尔·索耶尔出版的《古代中国的七部军事经典》，该书的原本是《五经七书》，《孙子兵法》是其中一章。第三部是J.H.黄翻译的《孙子兵法新译》。鼎盛期：20世纪90年代中期迄今。20世纪90年代后，《孙子兵法》的英译达到高潮，除了传统意义上的文本翻译，人们还将其与军事领域之外的其他领域结合，用以指导人们的生活实践。这个时期比较重要的译作有这样几部： 部是年加里·加利亚尔迪译著的《兵法：孙子之言》，因其译文之流畅、语言之精美，自出版后便成为各大网站的畅销书，并在年获得“独立出版商多元文化非小说类图书奖”。第二部是年 汉学家约翰·闵福德出版的《孙子兵法》译作，由于其多年研究中国文化，所以这部译作很大程度上做到了忠实于原文。第三部是年由美国丹玛翻译小组出版的《孙子兵法》英译本，他们在翻译过程中力求保存原文的韵律格调。为弥补其内容上的缺失，他们还在文后附上注释汇总以方便读者理解。此后，汉学家梅维恒、作家卡伦·麦克里迪等人也相继出版了其作品。译介特点受时代影响
《孙子兵法》的英译历程跨越一个多世纪，从最开始鲜为人知到现在享誉海外，其翻译和传播历程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具体表现在译介主体、译介目的、译介内容、译介途径和译介方法方面。译介主体由单一走向多元。美国军官以及汉学家是早期翻译《孙子兵法》的主要力量。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孙子兵法》的英译迎来小高潮，除了美国本土的军事将领和汉学家，一部分华人译者也参与进《孙子兵法》的译介过程，如郑麐、葛振先等人。此后，华人学者一直是推进《孙子兵法》对外传播的重要力量之一。70年代后，中美关系缓和促进了《孙子兵法》在美国的传播，作家如詹姆斯·克拉维尔以及一些专家学者也纷纷出版其译作。到21世纪，人们开始不断挖掘分析《孙子兵法》的当代价值，一部分探讨《孙子兵法》在非军事领域应用的著作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译者的身份也愈发多样，多人共译或不同领域人才合作翻译的现象不断出现。译介目的因译者而异。不同的译者翻译同一作品想实现的目的各不相同。罗普发现《孙子兵法》在日俄战争中对日作战的指导作用，遂决定将其引进西方。翟林奈决定翻译《孙子兵法》，一是源于对中国文化本身的热爱，二是他认为罗普的译文有不少不足之处。格里菲思多年研究反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为此他对毛泽东的游击战理论作过深入研究，并发现其思想就来源于《孙子兵法》。又如托马斯·克里利在年出版的译作对《孙子兵法》与中国道家的关系做出了探讨，目的是传达其背后的哲学思想。克里利一直热衷研究中国古代佛学和哲学，并陆续翻译了多部禅宗经典，他强调《孙子兵法》是一部具有“丰富人文内涵”的书籍，认为其不仅是一部军事著作，还是一部哲学书籍，因而他在书中也就对《孙子兵法》背后的哲学内涵作了诸多探讨。译介内容各有特色却大同小异。尽管译者选择的原本各有千秋，但它们大多都可以归属《十家注》系统、《武经七书》本系统以及竹简本三大类，同一系统下的版本遣词造句上或相差万里，但内容大致相当，因而大同小异。译介效果与大国关系和时代诉求相关。《孙子兵法》的几次翻译热潮都同当时的政治环境密不可分。“二战”结束后不久，美苏争霸期间，美国先后发动了 和越南战争，但这两次战争都以美国失败而告终。战败的现实迫使美国人思考其军事理论的局限性。在当时，美国总统尼克松、美国 战略理论家约翰·柯林斯等人分别引用《孙子兵法》分析战败原因，一股“孙子热潮”随之而来。塞缪尔·格里菲思的《孙子的战争艺术》是这一时期 的译作。此后，中美交流的增多推动了《孙子兵法》在英语世界的传播。进入21世纪，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随着西方世界对《孙子兵法》的解读、研究和应用逐步深入，人们不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