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年的万国运动会上，各国国旗伴随着各自的国歌依次升起，等到大清国的黄龙旗升起时，现场却是一片寂静——偌大个中国，竟然连自己的国歌都没有。

正当人们惊诧之余，一位年已七旬的中国老人，步履蹒跚地走到黄龙旗下，用尽全身力气高唱起他家乡的民间小调《茉莉花》，苍老的声音，孤独的背影，却捍卫起一个民族最后的一点尊严，因此，他得到了全场观众最热烈的掌声。

这位步履蹒跚的中国老人，就是被爱国青年骂了一百多年的卖国贼--李鸿章。

李鸿章坐像

作为晚清的一代重臣，李鸿章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历史舞台上，一直处于古今中外朝野满汉各种矛盾的漩涡中心，他是一位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徘徊矛盾的人。

李鸿章的思想理念比他同时代的人站得高、看得远。他有两个很重要的观点，一个就是他对世界局势的认识，第二个他对中国当时所处的环境提出来一个治国方略。

他对世界的认识提出了一个主张，“中国遇到了数千年未有之强敌，中国处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他这个观点是在同治年间就提出来了，而这个看法则被近代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蒋廷黻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是十九世纪中国人看世界眼界最高，看得最远的一句话。

蒋廷黻

在近代中国，位极人臣的李鸿章无疑是一个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卖国贼”，中国近代史上屡次大的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几乎全部出自李鸿章之手，当时许多国人更是恨不得把他打入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超生。但这样的罪责，对于李鸿章而言未免太过沉重。

李鸿章自幼聪慧，学问广博，20岁入选优贡，24岁中进士，后来又拜在曾国藩门下，并最终成为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大人物。

曾国藩

研修学问，他心诚神明；平定叛乱，他居功至伟；投身洋务，他开中国近代化之先河；再后来，他成为西方列强唯一认可的晚清外交家，并在斗争中赢得了“东方俾斯麦”的称谓。

铁血宰相脾斯麦

咸丰三年(年)，李鸿章在家乡办团练，继而充当曾国藩幕僚。其后，因平太平天国和捻军有功而从此官运亨通，历任江苏巡抚、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两广总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成为了清政府外交、军事、经济方面的代表和实际掌权人物。

光绪二十二年(年)，俄国沙皇加冕，清政府派驻俄公使王之春为贺使，竟招致俄国政府的抗议。俄国驻华公使提出的理由则是“加冕为敝国重大礼典，非得贵国位望最高之人，为列国所称许者，不足当贺使之任。王之春非其选，能胜任者当数李中堂”。于是，清政府只好改派李鸿章为贺使，出访莫斯科。

但作为传统的知识分子、士大夫、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李鸿章的思想自然少不了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镇压农民起义时的残暴，抗法战争中的软弱表现，以及大量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注定要成为他人生中无法抹去的污点。

李鸿章晚年从事外交期间，代表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与英国签订《烟台条约》，与法国订立《中法新约》，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等，其生前签订的最后一个条约则是《辛丑条约》。

而《辛丑条约》从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都扩大和加深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统治，并表明清政府已完全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因此，《辞海》(年版)称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上媚外卖国的典型人物”。

年，日本入侵台湾，这让李鸿章非常紧张，李鸿章的一个基本观念也随之改变。在这之前，李鸿章认为日本和中国同文同种，都是黄种人，可以团结起来。

当时，李鸿章的基本外交思想就是联合东洋对抗西洋，所以李鸿章曾在满朝大臣都反对的情况下，于年一个人，坚持和日本签订了《中日修好条约》，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少有的一个平等条约。

但是后来他发现，日本居然要侵占台湾、吃掉琉球。这使得李鸿章发现日本野心太大，所以他才开始感觉到西洋是手足之患，而则日本是心腹之患，日本20年以后必有亡我之心。

李鸿章在70年代产生了这个思想之后，他就觉得中国最重要的是要加强海防的建设。李鸿章所指的海防概括面很宽，不仅有海军，而且还有沿海炮台防御体系建设，有机器制造，还有人才的培养，通通都在这个海防的题目下。实际上这个“海防”是中国近代化的一个大题目。

李鸿章为此专门给朝廷写了《筹办海防折》，这个折子上报中央以后，清政府当时不置可否。军机大臣和总署大臣讨论半天，也不知道是否应予批准，因此上呈慈禧，慈禧也无法决断，最后决定发六部和各地督抚大员讨论，一年之内上报意见。

一年以后，这些官僚各种花样的意见都有，但是莫衷一是，在海防的这个问题上都不敢多说话。包括慈禧的妹夫——醇亲王奕譞，光绪皇帝的生身父亲，他在奏章中说，“海防故不可轻语一试，尤不可因噎废食”，两边都不得罪。

醇亲王奕譞

从此事清政府内部反应表现就可对比看出，李鸿章当时改革的魄力有多大，眼界有多高。

在这一过程中，年左宗棠上了一个很重要的奏折，主张要先重视塞防，而这个事件就是中学历史课本上著名的海防、塞防之争。

一句“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使得清政府上层偏向了左宗棠，而左宗棠则不负众望，以抬棺西征的决心，加之清政府的大力支持，最终收复了新疆，保住了中国陆地六分之一国土，自然而然的就成了受人吹捧的民族英雄。

抬棺西征

塞防是没问题了，但是，海防呢？

事实上，根本不存在什么界限分明的“海防派”或者“塞防派”。参与此次争论的朝廷重臣，并无人提出放弃海防或者塞防的建议，其所争论的焦点则是，在目前有限的财力条件下，应以何者为先。

左因为主张“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而在后世饱受赞誉，但事实上，李鸿章等所谓的“海防论者”也并不是认为塞防不重要，其分歧不过是现有财力条件下，塞防与海防，谁该优先办理而已。

与李鸿章认为海防危机更甚，应集中财力优先办理不同，在左宗棠看来，海防费用可以省去购船与雇船之费，因为福州船政局已经可以自己制造船舰，不必再动用西征的饷银；再者，即便不西征，画地而守，也不可能省出饷银供海防使用。

至于李鸿章所谓海防危机重于西部边疆危机的观点，左也作了截然相反的论述，左上奏说：“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

清廷最后采纳了左宗棠的意见，即所谓“塞防与海防并重”。左也不负众望，成功收复了新疆，后世也因此多誉左宗棠而极贬李鸿章。

左宗棠

但在左宗棠的光荣背后，还有李鸿章的福建马尾水师和北洋水师先后全军覆没的耻辱，所谓“塞防与海防并重”，体现在数字层面，则是：—年十年间，西征和塞防军费为万两；—年的20年间，海防经费总共筹款为万两，其中一半以上用于海军建设，约万两被清廷挪作它用。

日军侵台将中国千里海岸线无海防的现实赤裸裸地暴露了出来。参与年海防讨论的清廷重臣基本上都意识到了日本对中国的潜在威胁。譬如总理衙门核心成员大学士文祥，即在给朝廷的奏折里把对日防卫看作目下的当务之急，文祥说：

“日本与闽浙一苇可航，倭人习惯食言，此番退兵，即无中变，不能保其必无后患，尤可虑者，彼国近年改变旧制，大失人心。叛藩乱民，一旦崩溃，则我沿海各口，岌岌堪虞。明季之倭患，可鉴前车。”

瓜尔佳·文祥坐像

文祥的观点，正是年“海防论者”们认识上的吊诡之处——文祥担忧日本为中国外患，但同时又否定其明治维新的成功，而且认为正是维新的失败，会导致大量的日本乱民流亡中土，导致明末倭乱情状再现。

文祥的这种看法不是特例。

前江苏巡抚丁日昌也对日本明治维新持否定态度，在回复总理衙门关于海防与塞防争论的信函里，丁称“日本之更正朔，易衣冠”是失败之举，“为识者所窃笑也”。

江西巡抚刘坤一则将日本国君比作赵武灵王，称其因为改革“闻其财尽民愁，亡可立待”，故而甚为担心日本因为亡国之患而牵连中国——“第瘥狗将毙，难免肆毒于人。”

刘坤一

福建巡抚王凯泰在给朝廷的奏折里也否定了日本的改革：“该国政令，向操之将军，专恃中国铜商贸易，以擅利权。自通泰西各国，将军不能主其权，利为西人所夺。乃复改革旧章，一从西人。又重利盘剥之，贫困几不能支，于是铤而走险，兴兵扰台。论者谓其内乱将作，终必败亡。”

诸重臣当中，惟有李鸿章的看法比较切合当时的实际。文祥上奏之后，李随即也上奏一封，修正了文祥奏折中的谬误。李说：“该国近年改变旧制，藩民不服，访闻初颇小斗，久亦相安。其变衣冠，易正朔，每为识者所讥，然如改习西洋兵法，仿造铁路、火车、添置电报、煤铁矿，自铸洋钱，于国民生计不无利益。并多派学生赴西国学习器艺，多借洋债，与英人暗结党援，其势日张，其志不小。故敢称雄东土，藐视中国，有窥犯台湾之举。”

最后，李鸿章得出结论：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以外，日本则近在广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之大患。

年的甲午之战，无疑给了投身洋务的李鸿章致命一击，由于统治者的傲慢自大，李鸿章苦心经营的北洋水师败于一个弹丸小国，朝廷顾不得颜面，急派李鸿章前去日本议和。

没有强大的国力做后盾，谈判的过程可想而知，他忍着被刺客袭击的伤痛，承受着国内巨大的舆论压力，同蛮横的日本侵略者据理力争。不过，弱国无外交，结果就是《马关条约》签订，李鸿章又被加了顶卖国贼的帽子。

爱国将领邓世昌

甲午战争后，李鸿章奉旨到日本议和时已年逾七旬，又遭日本浪人小山丰太郎枪击，险些命丧东瀛。《马关条约》签订后，李鸿章自然成了被抨击的中心，一时之间，李鸿章的先祖被世人们问候了个遍。

李鸿章在《马关条约》谈判时费尽心力，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则态度强硬，极尽羞辱之能事。在条约缔结前最后一次谈判时，李鸿章对伊藤博文说：“没有想到阁下是如此严酷执拗之人！”随后愤然离去。李鸿章登船回国，发誓终生不再踏上日本土地。一年后李鸿章访问美国时途经日本，果然因“衔马关议约之恨，誓终身不复履日地，从人敦劝万端，终不许”，最终没在日本上岸。

伊藤博文

光绪二十二年(年)，李鸿章因“擅入圆明园禁地游览”被“罚俸一年”。

光绪二十四年(年)，光绪帝下旨:“李鸿章、敬信均着毋庸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李鸿章被罢官。

光绪二十五年(年)李鸿章重新起用，任两广总督。

年5月，贝塔·克虏伯随父亲应邀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她当时还只是一个十岁的小女孩。她在日记里写道：“俄国的司仪每念到一个国家的时候，这个国家的代表就出来，并奏这个国家的国歌。”清国没有国歌，念到清国的时候，一个老头推着一个老头出来。司仪宣布奏国歌，场地上一片死寂，没有任何动静，所有目光都投向了轮椅上的老头。随即，场地上又变得吵吵闹闹——大家在嘲笑清国竟然没有自己的国歌。老头的脸从白到灰、从灰到红、从红到紫……”

沙皇尼古拉二世

没想到这个时候，在众目睽睽之下，在各国使节注视之下，轮椅上的老头豁然站起，清了清嗓子，用他沙哑的嗓子发出一种声音出来——高亢、苍凉又很悠扬！全场立即一片寂静。当老人唱完后，全场掌声不断。

这时候，小女孩贝塔·克虏伯也很激动，她日记原文是这样写的：她觉得这个老人“太可爱了、太好了、太伟大了！”并说她自己“眼帘挂着两行热泪，觉得这位老人太棒了！”后来，她爸爸告诉她，这是清国的最高官员，他叫李鸿章，唱的是他自己家乡的庐剧。

李鸿章一行在欧洲访问俄、德、荷、比、法、英等国后，于年8月末抵达美国。在美国总统格罗弗·克利夫兰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克利夫兰照例先唱他们的国歌《星条旗永不落》。这一次，李鸿章不紧张了，他用到了一首内容颇有豪气的唐诗，作者叫王建：“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太平天子朝天日，五色云车驾六龙。”

美国总统格罗弗·克利夫兰

这是最早关于国歌歌词的文字记载，诗的内容也很有王者之气，可李鸿章当时唱出来的调子，依旧是他家乡的“倒七戏”——安徽庐剧。这首歌后来配上古乐，经常作为国歌使用，由于它是李鸿章最早使用的，因此被称为“李中堂乐”。

9月14日，李鸿章一行搭乘美国太平洋轮船公司的轮船横渡太平洋，踏上了回国的航程。到达日本横滨时，需要换乘招商局的“广利”号轮船，而视《马关签约》为奇耻大辱，曾发誓“终身不履日地”李鸿章，不愿登岸换乘轮船，只好用小船摆渡。

可那艘摆渡的小船也是日本船，李鸿章说什么也不肯，最后没有办法，只好在两艘轮船之间架了一块木板——73岁的李鸿章，硬是在波涛起伏的海面上，从两艘轮船间高高悬空的木板上，步履蹒跚地挪了过去。宁愿冒着坠海的危险在两船之间搭上木板登上另一艘船也不愿踏上日本的土地，此情此景，就连船上的美国船员也为之动容。

由于中国已无力抵抗列强入侵，有些人便想到了“以夷制夷”，为此，李鸿章在自己73岁高龄之际，拖着花白的大辫子开始了周游世界的旅程。在俄国，他本着“联俄拒日”的思想与俄亲善；在英国，他详细考察英国的军队建设；在美国，他重点了解了当地的科技文化发展。

在他看来，只要利用好列强之间的互相掣肘，中国就有发展的机会，但他机关算尽，到头来依旧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侵略者们是不可能对一个弱小的国家讲什么仁义道德的。八国联军侵华再次向国人证明了一个道理：弱国无外交，落后就要挨打。

每一次国家面临危机时出来收拾残局的总会是李鸿章，他为腐朽的清政府背上了所有的罪责，换来的却是上至朝廷下至百姓的一致声讨，“叛国者秦桧，卖国者李鸿章”。

李鸿章终其一生都在替清朝卖命，甚至在他临死前一个小时，俄国公使还站在他的床头逼迫他在俄占中国东北的条约上签字，此时的李鸿章已不能说话，只剩下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

在他去世的第二年，晚清文学家、教育家吴汝纶东游日本考察教育，看到李公当年谈判时坐的凳子竟都要比日本人的矮半截，不觉悲从中来，陪同的日本友人要他留下墨宝，他便大书四字--“伤心之地”。

吴汝纶

扪心自问，处在那样一个积贫积弱的年代，朝廷无实力也无决心与敌人作战，而面对拥有最先进军事实力而且狼狈为奸的西方列强。他作为统治者的一颗棋子，除了努力将损失降到最低，又能做些什么呢？

梁启超对他的评价似乎能让委屈的李鸿章稍稍宽慰：“李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梁启超

李鸿章没有得到大多数国人的认可，却赢得了许多西方外交家的肯定与尊重，在和他打过交道的西方外交官看来，“李无疑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他始终在尽他最大的努力来维护他国家的利益，但遗憾的是，他手中的筹码太少了。”

在后，添加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图片。

如何来评价历史上的李鸿章？

就史笔与史论来说，长期以来，晚清史学者们愿意把清末大贪官庆亲王奕劻和清朝中期乾隆朝的大贪官和珅相提并论。这是因为，庆亲王奕劻之贪，在一个皇朝行将结束的时候，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摧毁性作用;而和珅之贪，史论常把它和由“康乾盛世”转衰，即由乾隆。

　　就史笔与史论来说，长期以来，晚清史学者们愿意把清末大贪官庆亲王奕劻和清朝中期乾隆朝的大贪官和珅相提并论。这是因为，庆亲王奕劻之贪，在一个皇朝行将结束的时候，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摧毁性作用;而和珅之贪，史论常把它和由“康乾盛世”转衰，即由乾隆朝“盛世”到嘉庆朝渐衰的结节点连在一起。且不论这种史论判断是否带有史笔史论者个人的情感因素，常识告诉我们，个人的贪，与体制内的贪，一定存在着共同体的关联作用。任何事情表现为个体行为，是古旧认识论留给中国后人的认知缺陷。清史揭示，和珅之贪，没有乾隆皇帝个人“好物”贪欲作为推手和庇护，是不可能达到那种程度的，--和珅是常在乾隆皇帝这条贪之河边走而湿了脚的那么一个大贪官(史料记载，乾隆常借各种名义叫臣下百官孝敬他)。同样，清末庆亲王贪的基础，就是整个晚清官僚体系的腐败。由此说明，史学者们愿意把这两人作为典型大贪官，既在贬斥旧官吏的贪劣，更具有渐衰和皇朝没落这种以史为鉴的政治因素。

　　其实，在确认以上两人是清朝最大贪官(之一)的前提下，清朝还有一个大贪官，这便是晚清鼎鼎有名的洋务运动急先锋李鸿章。或者说，封建专制政权下的贪官，只有之一，没有之最。李鸿章(年2月15日-年11月7日)，晚清名臣，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安徽省合肥人，世人多称“李中堂”，因行二，故民间又称“李二先生”。本名章铜，字渐甫或子黻，号少荃(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

　　李鸿章是淮军、北洋水师的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领袖、晚清重臣，建立了中国第一支西式海军北洋水师。官至东宫三师、文华殿大学士、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爵位一等肃毅伯。其一生中参与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包括镇压太平天国运动、镇压捻军起义、洋务运动、甲午战争等，代表清政府签订了《越南条约》《马关条约》《中法简明条约》《辛丑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当时一位叫瓦伦丁.吉尔乐爵士的外国学者对李鸿章及他的洋务事业有过深刻的研究，他在年(李鸿章出访欧美、洋务事业如日中天之际)写道:

　　“在李鸿章的朋友和亲戚中间，腐败以最大和最无耻的嘴脸出现，并规模很大地扩展开来，于是这些人就在社会上追随着他，在政治上支持着他。对于这种现状，纵然是那些对他予以赞扬的人也不可否认地看到，他凭借着自己拥有的巨大的财富而著称于世，所以，对于他本人的双手是干净的这一点，我们没法确信。据说，倘若要找出世界上最有钱的人，那么此人一定会出现在中国。”

李鸿章是晚清中国经济转型(农耕到工商)和改革(近代化)的主要枢臣。这位著名的、后人一直争议不断的晚清改革家，利用洋务购买和本国应用的渠道，上下其手大敛其财，在垄断权力资源的同时，又垄断了经济资源。但这里必须指出，皇朝时代为官之贪，只要不是个人欲壑难填，在为官为政个人贪欲的同时，又能带动体制内一批人先富起来，是符合当时的为官之道的(经手人可以收受回扣甚至虚报，然后某一小集团共同分利)。这样的史料，在中古及近古的中国封建皇朝历史上，确是不胜枚举。个人贪欲是人品的瑕疵，为官而又对至尊个人或整个集团的忠，才是是否可以为官、为大官的最高道德标准(忠孝仁义礼智信，把“忠”列于首位)。贪官在历史民间舆论上处于千夫所指的道德最底层，但在官僚体制内并非如此。这是专制皇朝社会的两种道德评判标准。

　　按晚清西方人对对清朝官僚体系的认知是，“官僚的权力应该包括盗用公款，作为其一种阶级特权，被人们接受着”。而关于李鸿章的一个显著例证是:“到了年底，当厄运即将降临到李鸿章头上的时候，社会上盛传在他的一个儿子的负责下，他的可移动资产被偷偷地往南运回了自己的老家安徽，那就是整整一船的大箱子、板条箱、盒子和袋子，就如同慈禧太后在年暂居外地后回到北京时带回一火车值钱的东西一样”。就在同一时期，“宰相合肥天下瘦”的传言，决非空穴来风。据嘉庆朝的上谕、参与和珅抄家臣僚的奏折、内务府的折片等金额数字加起来，和珅贪污的家产总数不会超过万两(以亿数为传统政治因素控制的民间传说)，更保守估计为万两;而晚清李鸿章的动产与不动产总额，就保守估计已超万两。有史学研究者明确指出:“李鸿章的家产已经超过了和珅”--晚清工商化即洋务运动也决定了社会总财富必然超过前代。

　　封建宗法官僚(权力至尊与权力崇拜)制度培植出的贪官，从来没有“之最”，只有“之一”。李鸿章与前两者的最大区别是，他没有倒在同一朝代内部整治即吏治的反腐浪潮中，而是倒在了持之以恒的洋务(近代化)事业和孜孜以求挽救没落皇朝的工作岗位上，即他个人吸引眼球的“亮点”不在贪上。这足以使他成为后人评说中的“有争议”的一个历史人物。

　　下面是知乎对李鸿章的评价，作者：申鹏。

　　你们说的是清末著名贪官李老爷子吗?那是真有钱!

　　“宰相合肥天下瘦”嘛，一点都不掺假的。

　　李鸿章有个女婿，叫做张佩纶，也就是著名小说家张爱玲的祖父，当年李鸿章的女儿、也就是张爱玲的奶奶李菊耦嫁给张佩纶时候，光嫁妆就能吓死人，那叫一个煊赫啊，烈火烹油，繁花似锦，银子如流水一般淌出去。

　　李鸿章女儿李菊耦的陪嫁有多少，已无从查起，但从她后人透露出来的只言片语仍有蛛丝马迹可寻。房产是她后人提到次数最多的。张佩纶与李菊耦结婚后，一段时间住在天津北洋衙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才双双到南京定居。在南京他们买下了原先靖逆侯张勇的府第。这是一座豪宅，厅堂不算，被人称作绣花楼的楼房即有三幢，另有一个花园。

　　对这个花园，张氏后人——李菊耦的女儿即张爱玲的姑姑，仍有一分依恋。她记得一听说桃花或是杏花开了，母亲李菊耦就扶着女佣的肩膀去看。这所房子后来被国民政府立法院长胡汉民看中，购作立法院办公使用，足见其宽敞的程度。购置这样的豪宅，置办费用无疑来自李菊耦的嫁妆。

　　李鸿章还将上海、青岛，可能还有天津等地的部分房产分给了李菊耦。李菊耦去世时(张佩纶已在十三年前去世)，自己亲生的一子一女张志沂、张茂渊均年少，财产只好由张佩纶前妻所生的次子张志潜(长子志沧早夭)掌管，直到张志沂二十多岁才分家。分家后，仅张志沂名下所得，据张子静回忆：“至少年左右，他在虹口还有八幢洋房。”此外青岛一幢洋房是属张志沂与哥哥共有的。(张子静：《我的姐姐——张爱玲》)

　　而这只是李菊耦从娘家带来陪嫁的一小部分。因为哥哥张志潜分得的比弟弟还多。李菊耦的陪嫁中还有土地。张爱玲写《谈吃与画饼充饥》时便提及她姑姑很爱吃一种点心叫“黏黏转”，是用青麦粒做的，青麦粒是“从前田上人带来的”;张爱玲小时候，“田上人”还带来一种用开水加糖冲调吃的点心“大麦面子”，证明张家有田产、有佃户。张爱玲还明白地讲，他们家的“田地大概都在安徽，我只知道有的在无为州(现安徽省无为县)”，她记住这地名是因为“无为富于哲学意味与诗意”。田产全变卖了。除了房产、土地外，李菊耦的嫁妆还有各种细软、古玩。直到张爱玲离开父亲的家，她手头尚有不少这类小玩意儿，有的甚至还是舶来品，显然都是嫁妆的一部分。

　　所以，即便过了两代人，张爱玲童年的时候，依旧过的是锦衣玉食的日子，即便她父亲不成器，坐吃山空，她家的祖产一直到吃到了建国后，还有几栋房子没卖完，她奶奶的陪嫁箱子还有宝贝可以换钱。然而这个陪嫁养活了三代富贵闲人，这点东西对于李鸿章来说——那就是九牛之一毛!

　　李鸿章到底有多少钱?只怕当时都没人说得清!清代中兴名臣中最富有的，以李鸿章为第一。李鸿章的财产究竟有多少?无确切数字，据容闳《西学东渐记》估计，约合白银四千万两，相当于当时全国年财政收入的近二分之一。“宰相合肥天下瘦”殆非虚言呀!李鸿章如此，他的几个兄弟自然也不弱。兄长瀚章历任湖广、漕运、两广总督;老三鹤章官居道台，后来用钱得了个二品衔;最小的六弟昭庆虽死得早，因随李鸿章在淮军中效力，早早当了知府，死后赠太常卿。只有老四蕴章、老五凤章，一个眼睛有毛病，一个不愿出仕，只愿在乡为李家掌管家产。

　　李鸿章还是当时数一数二的房地产巨头，大地主大官僚资本家。李氏六兄弟，仅在家乡合肥，“每人平均有十万亩”，合计共六十万亩土地，“其在外县更无论矣”。李鸿章本人所置田产，每年可收租五万石。直到年，“李文忠享堂每年收租稻仍有三万余石”，统计者不禁感慨万分：“则是一个骷髅地主仍有田地三万余亩矣!”(《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除此之外，现银和其他不动产的数额也十分惊人。有人称，李氏兄弟六人，“一、二、四房，约皆数百万，而不得其详”，分家时“析为五，每房见银三十五万两，田产典铺在外。六房早卒，遗寡妻幼子，兄弟五人，合银二百万两与之，而五房极富，家中田园、典当、钱庄值数万元不算，就芜湖而论，为长江一大市镇，与汉口、九江、镇江相埒，其街长十里，市铺十之七八皆五房创造，贸易则十居四五。合六房之富，几可敌国”。(同上)这里记的自然是属于李家在安徽老家的公产部分，在外置的私产并不在内，而私产所置如上海、天津、青岛的洋房，各大公司的股票，外国银行的存款，更是不计其数。

　　李合肥不仅官居一品，同时又是帝国首富级别的人物，比现在的什么马云、许家印、马化腾高到不知道哪里去了。那么这些钱，从哪里来呢?

　　权与钱是双生子，富与贵又紧密相连。李氏兄弟中，李鸿章权位最高，也最富有。从统领淮军、任江苏巡抚起，李鸿章便一改寒门书生本色。淮军军饷的充足为当时各军之冠，按惯例，各营统带都有截旷、扣建之权，除留作聘用幕僚、来往迎送之资及各营营官中饱之外，还要上缴若干。淮军最盛时达百余营这个截留，为数就不会少。据甲午时暂时接替李鸿章任北洋大臣的王文韶说，仅留在北洋账上的淮军钱银就有八百万两，这时淮军早已裁撤。这笔巨款也是后来袁世凯小站练兵的主要经费来源。(《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册)留在账上的尚有如此巨大的数字，李鸿章个人分润自不在少数。值得注意的是李鸿章平素有一种看法，认为淮军将领多为安徽子弟，随他出征，东奔西跑，战事过后，理应享受荣华富贵，这是淮军将领贪污成风、军纪败坏的根由。李鸿章对此一味回护，以至淮军宿将如刘铭传、周盛传、张树声、卫汝贵、周馥、唐殿奎、涂宗瀛等个个都腰缠万贯。作为淮军头子，李鸿章不是富翁才是怪事。

　　洋务运动中饱私囊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领袖，为弥补军工企业的亏空，他当时创办了为数不少的民用企业，最著名的有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电报局、漠河金矿及天津铁路公司等等。这些企业大多由李鸿章凭借自己的权力，腾挪各种官款，再吸收商股兴办，属于所谓官督商办性质。所有企业的总办、督办、协办、会办，都由李鸿章挑选的亲信担任，李鸿章事实上是这些企业的太上皇。每办一个企业，循例这些亲信们都要向有关官员奉送干股，李鸿章应是最大受益者。至于李鸿章收受了多少干股，亲信们要保持地位又要额外奉上多少孝敬，是查不出来的。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李鸿章死后李氏家庭仍在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的董事会上占有重要职位。他的儿子李经述做过招商局总办，经述死后，年6月，上海举行了招商局第二届股东会，股东们选举盛宣怀为总理(总办后改的名称，盛是李的亲信，后来聚敛的财富更超过李)，另二位协理中有一位便是李鸿章的长孙李国杰，这一届选举因清政府不承认而告吹，但足以说明李氏在招商局中势力之大，影响之深远。

　　除了贪腐和搞企业之外，李中堂还擅长外交买办致富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御史们相继弹劾李鸿章主和误国，便涉及了李鸿章在日本财产的问题。御史安维峻说，李鸿章把一千五百余万两交由某日商经营，盛宣怀代为经理，所以不愿与日失和。又有洪良品上疏说，李鸿章有数百万两银子交日商经营，所以主和。这些御史们的话有捕风捉影之嫌，所列数字也不一致，有还是没有，至今尚是疑问。但光绪二十二年(年)李鸿章绕地球一周，所访各国都隆重接待，他收过不少礼品是事实。有一记载说，俄国为要与李鸿章签订《中俄密约》，馈赠他达三十万卢布;连副使张荫桓也沾了光，受赠有二十五万卢布之巨。至于办海军、修码头、购置军舰和火炮，外国厂商都会给回扣，以致能挤入采买人员之列的都要发笔横财，更何况是决定此事的李鸿章呢?

　　多财善贾，长袖善舞，李中堂的钱都花在刀刃上清末督抚大员中，论出手之阔绰，首推李鸿章(后有盛宣怀、袁世凯更驾乎其上)。前文提到张佩纶因丧妻回乡路过天津，李鸿章送的丧葬费就是一千两，使张佩纶感激涕零，这尚是小数。一位官员记下另一件事：光绪二年，丁宝桢升任川督，入京陛见，路过天津，李鸿章知道宝桢比较清廉，以“到京后例有应酬”为名，特告丁，已代筹一万两，存于京城某银号，用时便取。丁宝桢抵京后，各项应酬一万两不够花，干脆一客不烦二主，再向李鸿章借银一万两，据说李鸿章给得很痛快，毫不吝啬，而这笔钱当然是不须归还的。赠银给丁宝桢的，除李鸿章外，还有他哥哥李瀚章也赠银三千两。这位官员最后感慨地说：“勤恪(李瀚章谥号)、文忠二公之重友轻财，均不可及，特述之以为后世交友者劝。”(陈夔龙：《梦蕉亭笔记》)这还仅是一例。天津位于南北交通要冲，李鸿章迎来送往这一笔开销是巨大的。为保持自己权位，对贪婪成性的慈禧、李莲英及王公大臣的各种孝敬、贺礼、节仪，收买京中御史和百官们的种种使费，也是一个庞大的数字。

纽约时报年访问李鸿章的原文

以下引自《帝国的回忆》别人翻译的，准确与否，与上文对照，如果觉得翻译不准确，请自行翻译。小编不对翻译负责

离开在欧洲考察访问的最后一站英国后，大清帝国前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乘“圣-路易斯”号邮轮于当地时间年8月28日抵达美国纽约，开始对美国进行访问。李鸿章在美国受到了美国总统克利夫兰的接见，并和美国一些要员及群众见面，受到了“史无前例的礼遇”（《纽约时报》）。9月2日上午9时许，李鸿章在纽约华尔道夫饭店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美国记者：尊敬的阁下，您已经谈了我们很多事情，您能否告诉我们，什么是您认为我们做得不好的事的呢？

李鸿章：我不想批评美国，我对美国政府给予我的接待毫无怨言，这些都是我所期待的。只是一件事让我吃惊或失望，那就是你们国家有形形色色的政党存在，而我只对其中一部分有所了解。其他政党会不会使国家出现混乱呢？你们的报纸能不能靠国家利益将各个政党联合起来呢？

评论：李鸿章在那个年代对于政党政治不了解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当年华盛顿挥剑建立美国以后，作为美国开过先贤的一代，对于政党政治也非常不满，“最险恶的敌人”(华盛顿语)、“最可怕的灾难”(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约翰·亚当斯语),把党派精神说成“施政者的最严重的堕落”(托马斯·杰斐逊语)。托马斯·杰斐逊为了同党派意识划清界限,甚至这样说:“如果非得同政党一起才能进天堂,我宁可不进天堂。”

美国记者：那么阁下，您在这个国家的所见所闻中什么最使您最感兴趣呢？

李鸿章：我对我在美国见到的一切都很喜欢，所有事情都让我高兴。最使我感到惊讶的是20层或更高一些的摩天大楼，我在中国和欧洲从没见过这种高楼。这些楼看起来建得很牢固，能抗任何狂风吧？但中国不能建这么高的楼房，因台风会很快把它吹倒，而且高层建筑若没有你们这样好的电梯配套也很不方便。

美国记者：阁下，您赞成贵国的普通百姓都接受教育吗？

李鸿章：我们的习惯是送所有男孩上学。（翻译插话：在清国，男孩，才是真正的孩子。）我们有很好的学校，但只得付得起学费的富家子弟才能上学，穷人家的孩子没有机会上学。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你们这么多的学校和学堂，我们计划将来在国内建立更多的学校。

美国记者：阁下，您赞成妇女接受教育吗？

李鸿章（停顿一会儿）：在我们清国，女孩在家中请女教师提供教育，所有有经济能力的家庭都会雇请女家庭教师。我们现在还没有女子就读的公立学校，也没有更高一级的教育机构。这是由于我们的风俗习惯与你们（包括欧洲和美国）不同，也许我们应该学习你们的教育制度，并将最适合我们国情的那种引入国内，这确是我们所需要的。

记者：总督阁下，您期待对现存的排华法案进行任何修改吗？

李鸿章：我知道，你们又将进行选举了，新政府必然会在施政上有些变化。因此，我不敢在修改法案前发表任何要求废除《格利法》的言论，我只是期望美国新闻界能助清国移民一臂之力。我知道报纸在这个国家有很大的影响力，希望整个报界都能帮助清国侨民，呼吁废除排华法案，或至少对《格利法》进行较大修改。

美国记者：阁下，您能说明选择经加拿大而非美国西部回国路线的理由吗？是不是您的同胞在我国西部一些地区没有受到善待？

李鸿章：我有两个原因不愿经过美国西部各州。

第一，当我在清国北方港口城市担任高官时，听到了很多加州清国侨民的抱怨。这些抱怨表明，清国人在那里未能获得美国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利，他们请求我帮助他们使他们的美国移民身份得到完全承认，并享受作为美国移民所应享有的权利。而你们的《格利法》不但不给予他们与其他国家移民同等的权利，还拒绝保障他们合法的权益，因此我不希望经过以这种方式对待我同胞的地方，也不打算接受当地华人代表递交的要求保证他们在西部各州权益的请愿信。

第二，当我还是一名优秀的水手时，就知道必须学会自己照顾自己。我比别人年纪要大好多岁，从温哥华回国的航程要比从旧金山出发更短些。我现在才知道，清国“皇后号”船体宽阔舒适，在太平洋的所有港口都难以找到如此之好的远洋客船。

排华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所有的政治经济学家都承认，竞争促使全世界的市场迸发活力，而竞争既适用于商品也适用于劳动力。我们知道，《格利法》是由于受到爱尔兰裔移民欲独霸加州劳工市场的影响，因为清国人是他们很强的竞争对手，所以他们想排除华人。如果我们清国也抵制你们的产品，拒绝购买美国商品，取消你们的产品销往清国的特许权，试问你们将作何感想呢？不要把我当成清国什么高官，而要当成一名国际主义者，不要把我当成达官贵人，而要当作清国或世界其他国家一名普通公民。请让我问问，你们把廉价的华人劳工逐出美国究竟能获得什么呢？廉价劳工意味着更便宜的商品，顾客以低廉价格就能买到高质量的商品。

你们不是很为你们作为美国人自豪吗？你们的国家代表着世界上最高的现代文明，你们因你们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但你们的排华法案对华人来说是自由的吗？这不是自由！因为你们禁止使用廉价劳工生产的产品，不让他们在农场干活。你们专利局的统计数据表明，你们是世界上最有创造力的人，你们发明的东西比任何其他国家的总和都多。在这方面，你们走在了欧洲的前面。因为你们不限制你们在制造业方面的发展，搞农业的人不限于搞农业，他们还将农业、商业和工业结合了起来。你们不象英国，他们只是世界的作坊。你们致力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事业。在工艺技术和产品质量方面，你们也领先于欧洲国家。但不幸的是，你们还竞争不过欧洲，因为你们的产品比他们的贵。这都是因为你们的劳动力太贵，以致生产的产品因价格太高而不能成功地与欧洲国家竞争。劳动力太贵，是因为你们排除华工。这是你们的失误。如果让劳动力自由竞争，你们就能够获得廉价的劳力。华人比爱尔兰人和美国其他劳动阶级都更勤俭，所以其他族裔的劳工仇视华人。我相信美国报界能帮助华人一臂之力，取消排华法案。

美国记者：美国资本在清国投资有什么出路吗？

李鸿章：只有将货币、劳动力和土地都有机地结合起来，才会产生财富。清国政府非常高兴地欢迎任何资本到我国投资。我的好朋友格兰特将军曾对我说，你们必须要求欧美资本进入清国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企业，帮助清国人民开发利用本国丰富的自然资源。但这些企业的管理权应掌握在清国政府手中。我们欢迎你们来华投资，资金和技工由你们提供。但是，对于铁路、电讯等事物，要由我们自己控制。我们必须保护国家主权，不允许任何人危及我们的神圣权力。我将牢记格兰特将军的遗训，所有资本，无论是美国的还是欧洲的，都可以自由来华投资。

美国记者：阁下，您赞成将美国的或欧洲的报纸介绍到贵国吗？

李鸿章：中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中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中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的时候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的报纸也没有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

一外国人也有对李鸿章评价低的，只是被选择性失忆给遗漏掉了，评价高的基本都是政府首脑和元首出于官方礼节需要而大赞唱歌，外交层面赞美夸奖他人，表面说辞一套，背后说辞一套，利益使然而已。与李鸿章类似处境的还有戈尔巴乔夫，从出任苏联首脑开始一直到现在，在西方政治圈的评价都很高，西方国家从来不吝惜用华丽的词藻来赞美他，在苏联即将崩盘的前夕，老戈获得了政治圈最高的荣誉——诺贝尔和平奖，以表彰他对世界和平的贡献。

二德国人不遗余力赞美他，是因为淮军的枪炮和北洋海军的主力军舰，尤其是吞金巨兽定远、镇远两舰的舰炮都是从德国克虏伯公司订购，大清国库里的银子是克虏伯家族的重要财源，克虏伯家族是俾斯麦和德国的重要财源，得罪谁也不能得罪金主。

美国赞美他是因为作为迟到的帝国主义赶不上划分中国势力范围的末班车，在远东投放能力有限，于是只能采取迂回战略，从商业、经济与教育入手，在中国积极倡导门户开放，利益均沾，因此需要清廷重臣的支持，尤其是东南沿海富庶省份汉族官僚集团的支持，因此其代表人物李鸿章自然要积极拉拢。

俄国赞美李鸿章，是因为在中亚和远东分别与英国与日本进行战略对抗。随着日本在甲午战争的胜利，作为远东一霸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北上扩张势头势必与俄国南下扩张势头相撞，严重妨碍了俄国在远东的既得利益，联合中国制衡日本成为俄国的首要选择。因此才有了李鸿章与维特震动一时的《中俄密约》和《满洲条约》。

日本赞美他，是因为作为晚清为数不多懂外交的权臣，且是汉族官僚集团的总代表，他的存在可以很好的方便与清廷沟通，在利益得不到满足和执行时，李鸿章是个很好的担保，所以夸他明大势，懂大局。

三众所周知，李鸿章是曾国藩的学生，做官和处事上深得其真传，但李鸿章所作所为却比不上他老师曾国藩，也比不上左宗棠。李年少时的梦想就是“三千里外欲封侯”，曾国藩曾经不客气的评价李鸿章一心只想升官，出人头地，做人做官太功利。他办洋务，兴教育，练海军，建工厂，根本目的是为了使国家富强，使国家富强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延续清朝的统治，只有清朝的延续才能保证自己位极人臣，出将入相，名留青史，他也却确确实实地做到了。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被举国痛斥为汉奸，这实际上是误解他了，他的所作所为如果是卖国的话，那当时全民腐败的晚清又有谁不是卖国呢？他本就是清朝体制最大的受益者，李家的荣耀与权势与清朝国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即使东南互保时他始终也没有想过取代清廷。甲午战后的舆论说李鸿章卖国是偏颇和不负责的。但舆论猛烈抨击李鸿章误国是完全实至名归，不可原谅。

第一个误国是尾大不掉。年太平天国被灭后湘军被遣散，但淮军被保存了下来。淮军一直被视为李鸿章的私产，其上到高级将官下到基层营官基本都是合肥人，士兵都是同乡同村，淮军只听命于老板李鸿章，只对李家一人负责，是非常典型的私家军队，是日后中国军阀的鼻祖，兵归将有，将领只对统帅负责而不对朝廷负责。淮军从建军开始就不是一支保家卫国的军队，士兵当兵是为了抢钱抢粮抢地盘，军官从军是为了升官发财，这样的军队内战内行，外战外行，但却是李鸿章跟皇帝和慈禧博弈的本钱。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后，标志着湘淮汉族官僚集团的全面崛起于国内政治舞台，湘系的代表人物是曾国藩，曾死后众望所归是左宗棠。淮系的代表人物是李鸿章。而大哥李翰章是湖广总督，兄弟两个汉人同任实权总督，是清朝建国以来是极为罕见的。他们的崛起标志着清政府对南方的已经失去控制，外重内轻的局面彻底形成。在内战中结成友谊的南方督抚大员们大都是同乡、同宗、同期、战友加姻亲，门生旧部遍布整个官场，后辈相互通婚，关系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形成了强有力的利益共同体，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而正是李鸿章一手从老师曾国藩那里继承了这个关系网，打造了上下一致的利益共同体。慈禧利用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试图敲打尾大不掉的湘淮官僚集团，结果遭到了他们强有力的反制。而在中国中央皇朝的集权体制下，如果外重内轻的格局一旦形成，中央没有权威，那么就离王朝灭亡的死期不远了，“东南互保”就是他们官场生涯的巅峰之作(彻头彻尾的叛逆)。

李鸿章误国的第二个地方在于所用的人大部分都是庸才，一到了关键时刻就变成了废材，除了幕僚外，他用人和提拔官员的首要标准不是看才学和品德，而是看关系和金钱。时人借此讽刺李鸿章“宰相合肥天下瘦”。小说《官场现形记》对腐败透顶的晚清官场有细致而深入的描写。以当时组建北洋海军，从一开始就是为了巩固自己在朝廷中的地位，其次才是为了国家海防。北洋海军一直被视为李鸿章的私人海军，绝对禁止外人掌控，没有选择才德兼备有留学背景的邓世昌，也没有选择其他科班出身的海军将领，而是选择忠心的家臣丁汝昌，丁汝昌既没有海战经验，也没有海军经历，完全就是个旧式军官，他的任务是忠实执行老板的命令，整个甲午海战中他犯的致命性错误太多，但最根本的错误在于听从李鸿章的遥控指挥，自己没有一点主见，执行避战保船的策略，最终把自己和北洋海军葬送了。还有北洋海军的各大机关，也是李鸿章的亲信把持，这批人是贪婪愚蠢，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北洋舰队的军械后勤主管天津军装局总办张士衍是李鸿章的外甥，幕后实权人物是李经方，这两人的表现在甲午战争中为日本人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李鸿章第三个误国的地方是自以为是，以为自己在官场上的权谋同样可以在外交领域大显身手。但实践证明他自己却被列强狠狠地摆了无数道。第一是与左宗棠争论塞防与海防孰重孰轻，李就建议放弃新疆，遭到了左的强烈反对，左西征后，全力阻挠他收复新疆的行动，最为典型的就是将东南沿海关税截留不上缴朝廷。为了筹集粮饷，左宗棠只得通过胡雪岩向国外银行融资，慈禧从皇家内库拨款，才勉强保证了西征军的军费，但左宗棠的钱袋子胡雪岩却被李鸿章所芥蒂，最终被盛宣怀联合国外洋行给整垮。收复新疆的战争中左宗棠最担心的不是正面的敌人，而是军费来源和来自朝堂上的冷箭。年中法战争，他在旗开得胜的时候与强弩之末的法国求和，导致了中国虽胜尤败，丧失了西南藩属国越南，华南、西南屏障洞开，法国势力长驱直入到中国腹地。

甲午战后，为了制衡日本，便引“熊”入室，与俄国结盟，希望得到俄国的庇护，被尼古拉二世利用，加速了俄国在东北的扩张，日俄之间围绕东北、朝鲜问题的矛盾与日俱增，最终爆发了日俄战争，反而加剧了日本对华扩张和野心。年，尼古拉二世登基，李鸿章作为代表参加加冕仪式，俄国财政大臣维特以“维护中国领土完整”，决心“武力帮助中国”，和盘托出了酝酿已久的铁路计划，由俄国构筑满、蒙北部而达海参崴之铁路。李鸿章发回密电“中俄交情最密，东省接陆，实为将来调兵捷速。中国有事，亦便帮助，非仅利俄”，李极力促成此事，最终说服了最高层，这便是《中俄秘约》铁路由俄国道胜银行修建、经营，成立中东铁路公司，但实际上却被俄国单方面控制，铁路所到之处都沦为俄国的势力范围，并借此控制了大连、旅顺，辽东半岛落入俄国熊掌，随后俄国将其改为“关东省”，东北成为俄国人的国中之国。(谁都知道铁路是个好东西，但得看它控制在谁手里)此事激起了朝野上下的剧烈反对，因为此事是他全程力排众议一手决策和亲自操办。狡猾的俄国外条约签订后背信弃义，不久又与德国相互唱双簧，德国从清朝手中拿走了胶州湾，俄国拿走了旅顺和大连。

四李鸿章在今天的中国早已被某些人刻意的神化，更是有些书籍将他捧上了神坛，某百科甚至将他说成是“十九世纪三大伟人”，不知俾斯麦和格兰特九泉之下做何感想。李鸿章是一个官场干才，典型的现实主义者，诚如他自己所言，自己不过是个“糊裱匠”，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修补清政府这艘四处漏风的屋。他也许从来就没有推到房子的念头，他从小接受的教育，他一生所作所为，都是为了维护这所房子的存在，他既没有能力推到这所房子，也没有能力再重建房子，明明知道这所房子会倒塌，却又不得不痛苦的接受现实。从他所接受的传统精英教育来看，让清朝在自己手中灭亡无异于是一种屈辱——成为“亡国之臣”。当把他睁眼看世界，以实际行动兴办洋务，举办工业，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到了自己应尽的职责，很多事情虽然他也身不由己，但这并不代表他可以推卸的责任，事实上他从来也没有推卸自己的责任，而是当代一些人主动给他“洗涮”冤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