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合、继承、发展、创造——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是阿拉伯帝国境内各民族学者共同创造的文化结晶

伊斯兰教兴起后，阿拉伯人逐渐向阿拉伯半岛以外地区展开伊斯兰征服与扩张运动，在短短的几十年时期内便建立了幅员辽阔的阿拉伯帝国，先后接触到了叙利亚文化、古希腊文化、波斯文化和印度文化。出于文化交流需要，阿拉伯人首先从阿拉米文(古叙利亚文)翻译了关于医学和天文学的论著，然后逐渐扩大至翻译波斯文和印度文的著作。需要指出的是，在倭马亚王朝时期（公元~年），翻译工作仅由少数宗教学者（主要是伊斯兰教、犹太教、基督教三大宗教）进行，没有计划，没有系统。这是阿拉伯文化的“黎明时期”。

公元年阿拔斯王朝建立后，阿拉伯人的伊斯兰征服与扩张运动已停止，帝国局势日渐安定。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文化层面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与境外其他地区或王国的交往日益增多增强，因此非常迫切需要将波斯、印度、希腊的古典著作系统地译为阿拉伯文。哈里发麦蒙时期(公元~年)，是阿拉伯人的翻译事业登顶时期。哈里发麦蒙一边遣使拜占庭，要求拜占庭皇帝代为搜集古典抄本，一边鼓励穆斯林远行各方，搜寻古籍，访求学问。阿拔斯王朝时代，阿拉伯学者搜集到的古籍都汇集到巴格达。巴格达城因此拥有古代文化遗产的无尽宝藏。

哈里发麦蒙在巴格达设立了一所翻译和研究的机构，叫“智慧宫”，他在这里集中了一大批学者，专门把搜集到的大量外国文化古籍译成阿拉伯文，并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提倡学术翻译，鼓励民众借助阿拉伯文译本学习他国的先进文化知识。在这方面，王公大臣不甘落后，竞相效尤，纷纷标榜自己爱好学习外来文化，以此提高自己的文化地位。在此风气下，散居各地的翻译家，争先恐后地涌向巴格达，从事翻译与研究。在阿拔斯王朝的前两百年内（其中主要是阿拔斯王朝的前期，公元-年)，在巴格达和其他各大城市，形成了一个波澜壮阔的、史无前例的“翻译运动”，这就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近午时期”，穆斯林已成为东方(波斯和印度)与西方(希腊、罗马)古代文化遗产的继承人。

中世纪出现的“阿拉伯翻译运动”无疑是值得大书特书、载入史册的，但是有的西方历史家竭力贬低阿拉伯人的翻译事业，把它说成“只不过是希腊罗马文化的一点余光”。其实世界各民族在自己的文化发展过程中，都存在着互相学习，互相充实，互相继承这样的情况，这是人类文化发展的一个普遍规律。中世纪阿拉伯学者对外来的古典著作，并非是简单地从事翻译，他们对外来古籍还进行了大量的考证、勘误、增补、注解、诠释的工作。这是历史事实，不可否认的。阿拉伯文译本，在公元十二三世纪被译为拉丁文和西方各种文字，西方大学把这些译本用作教材约五百余年，可谓为西方文化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艾哈迈德·爱敏认为，大量的翻译工作，仅仅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发展的基础。“翻译运动”最终促进了阿拉伯文化的发展与创造，那就是公元九世纪中到十一世纪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中午时期”，也就是阿拉伯文化繁荣灿烂的时期。

公元九世纪中至十一世纪，阿拔斯王朝逐渐衰替，濒于瓦解，帝国东西各地，纷纷自主，名义上仍隶属于巴格达，事实上是割据独立。从阿拔斯王朝的第十任哈里发起，哈里发政权旁落，出现事实上的政权分离，哈里发仅保持了宗教领袖的地位。也正是这一宗教因素，所以阿拔斯朝政虽然先后被突厥人、布韦希人、塞尔柱人掌控，但东方诸小国仍坚持伊斯兰教正道，承认巴格达的“哈里发”为伊斯兰教的宗教领袖。在此社会形态下，打上“伊斯兰精神”烙印的阿拉伯文化依然昌盛，全国上下依然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百家争鸣的局面。当时撒马尔罕、伊斯法罕、大马士革、开罗、拉巴特、西西里、科尔多瓦等地，都是可以与巴格达繁荣时期相媲美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中心。涌现出了大批的伊斯兰学者，他们的学术论著丰富多彩，研究的领域十分广泛，举世闻名的学者有医学家拉齐、伊本·西拿·宰赫·拉威、伊本·海赛姆等；天文学家有白塔尼、比鲁尼、欧默尔·赫雅木等；数学家有花剌子密、艾布瓦法等；化学家(炼金术)有查比尔·伊本·哈彦等；动物学家有查希兹等；地理学家有伊德里斯、雅古特、艾布·费达等；哲学家有肯迪、法拉比、伊本·西拿、伊本·鲁世德等；历史家有白拉祖里、塔巴里、马斯欧迪、伊本·爱西尔等；诗人文学家有艾布·诺瓦斯、艾布·太希雅、穆台纳比、艾布勒伊拉等，此外还有《珍奇的串珠》的作者伊本·阿布德·朗比和《诗歌集》的作者艾布·法拉吉等。在伊斯兰学者中，一个人的著作达数百种者，比比皆是。

另外，每种以数十册计的大型类书亦不计其数，如哲学家传记、医学家传记、历史人物传记、法学家传记、经学家传记、圣训学家传记等；地理辞书有二十册的《阿拉伯大辞书》，八十册的《大马士革志》，十四册的《巴格达志》，六十册的《植物志》等，汗牛充栋，不胜枚举，都是中世纪伊斯兰学者的学术成果。

伊斯兰学者对人类文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是公正的学者一致公认的。

中世纪，当“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在东方，在西班牙和西西里大放光明之时，西欧还处在榛莽之中，后来成为西方文化中心的那些城市，在中世纪不过是些被封建领主盘踞的碉堡，基督教的僧侣教士是当时西方最有学问的人，而他们当时还只是俯伏在古老的教堂里，誊抄宗教经卷。

公元十一二世纪，西方人开始转向阿拉伯人学习，当时西班牙和西西里的灿烂文化极具吸引力，西方的教士和病人纷至沓来，前来学习和治病。西方和东方穆斯林之间的交流，因此日益频繁。十九世纪法国著名历史学家赛迪约在其所著的《阿拉伯通史》中写道：“阿拉伯人和欧洲人在文化、经济、政治上的交流，使得阿拉伯文化越过西班牙，深入到了基督教群体的世界。”西班牙人曾在托利多，设立了一所翻译局，从事阿拉伯典籍的翻译。从公元十二世纪开始，托利多成为欧洲人学习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中心。西方人翻译阿拉伯典籍的活动，从公元十二世纪到十五世纪，延续不断，始终不衰。

法国历史学家赛迪约不仅以大量的卷帙篇章阐述了外来古典文化和伊斯兰—阿拉伯文化的密切关系，对伊斯兰学者如何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创造出自己的光辉灿烂的文化，也进行了充分详尽的论述，此外，他还特地用一卷(卷七)的篇幅阐述了西班牙和西西里的阿拉伯文化及其对西方的影响。

公元八至九世纪形成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乃是阿拉伯帝国境内各民族穆斯林共同创造的文化结晶。这些学者中既有阿拉伯人，也有其他民族人，例如阿拉伯散文的鼻祖木干法尔是波斯人，阿拉伯语法的开山祖西伯威是波斯人，《诗歌集》的作者艾布·法拉吉、医学家伊本·西拿也是波斯人，数学家花剌子密、天文学家、地理学家比鲁尼是中亚人，等等。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都接受过阿拉伯文化教育，精通阿拉伯语；他们的著作都用阿拉伯语写成，都在“伊斯兰旗帜”下从事学术研究，因而都带有明显的“伊斯兰精神”烙印。